滇剧在鹤庆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7-24 16:30:56

滇剧在鹤庆

来源：丽江日报

滇剧，顾名思义，即“云南地方戏”，它以浓厚的乡土气息、优美动听的唱腔和器乐伴奏、配以多姿多彩的舞台表演而受省内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的喜爱。

资料显示，滇剧的出现，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约1821年至1851年）。追溯历史，远在元、明、清三代，因开发云南边地并加强防务，汉族“为官、为商或充绿营兵奉拨而流寓者”增多，进入云南的外省人难忘“乡愁”，平日哼唱家乡小曲，逢年过节演唱家乡戏自娱。这些小调戏曲经几代传唱，与云南当地人民的生活、语言、音乐和风俗、习惯逐渐融合，便形成了云南独有的滇剧。

滇剧的剧目在传承中不断丰富，相传有800出之多。它的唱腔也颇具特色，分“丝弦”“胡琴”“襄阳”三大类，有倒板、滚板、哀子、一字、二流、三板、飞梆子、梅花板、架桥、安庆、浪里钻、占占子、喜今年等板眼40余种。新中国成立前，滇剧已在云南全省各地普遍传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滇剧有了很大发展。1956年，云南省滇剧团首次进京公演滇剧传统剧《牛皋扯旨》《借亲配》，受到首都文艺界的赞誉。此后，《借亲配》被搬上了银幕。1998年，根据历史题材改编的滇剧《瘦马御使》荣膺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近年上演的《白洁公主》，也深受观众喜爱。由于新剧目不断出现，每次全国戏曲汇演，滇剧都受到奖励，演员中有多人荣获“梅花奖”，滇剧艺术被推上了新的高峰。

滇西北虽远离省会，高山险阻，民族众多，然滇剧流传已逾200多年而久盛不衰。本文重点论述鹤庆滇剧传承历史及现状，不是实录，也非史志，若有谬误，求行家正。

时至今日，鹤庆无论城镇乡村，无论汉族白族，无论男女老幼，都喜爱滇剧，被称为“滇戏窝子”。从前，每逢年庆庙会，便有滇剧爱好者表演，有父子、兄弟、夫妻同登台的佳话流传至今。民国时期，鹤庆、大理已有固定的演出场地上演滇剧。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滇剧名角栗成之、周锦堂、刘菊生专程到大理演出。滇西有名的“李文明”“来银成”“李汉鼎”3个戏班聚集大理，更促进了滇剧在滇西北的流行。抗战胜利后，营利性的鹤庆滇剧团、大理滇剧团（时称“剧社”）随之成立，演员有张艳芳、赵家壁、周利昌、杜开明等。

这一时期的滇剧，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列国》《三国》《水浒》《说岳》《封神》及剑侠故事、目连鬼戏，还有根据本地神话或历史题材、爱情故事创作的剧目，如《蝴蝶泉》《望夫云》《掷珠记》（别名《祖师开辟鹤庆》）《杜文秀》等。解放初期，为配合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政治运动以及宣传“婚姻法”移风易俗，鹤庆滇剧团（时称“同乐剧社”）从京剧移植了《仇深似海》，连演50多场，观众爆满，反响强烈，演出获得成功。还有《秦香莲》《十五贯》《北京四十天》《河伯娶妇》《将相和》《棠棣之花》《木兰从军》《卧薪尝胆》《九件衣》等，滇剧舞台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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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鹤庆自发组建了不少业余滇剧表演团队进行非营业性演出。例如城区完小教师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向永、任素芬二位老师主演）、《黑旋风李逵》（舒自宽老师主演）轰动全县，可与专业滇剧团相媲美。鹤庆中学由学生会组织的滇剧演唱活动一直延续到1956年，演员不仅有男生，还有女生，琴师、司鼓、化妆、布景、灯光及服装道具全由学生担任。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音乐教师指导下，先后排演了《中山狼》《牛郎织女》《黄泥岗》和《将相和》等几本大戏。鹤中滇剧队闯出了名声，多次受邀下乡为农民群众演出，村社派人迎来送往，反映较好。这些演员毕业离校后，走上不同工作岗位，但“戏迷”本色不变，有机会就登台亮相，或便妆，或彩妆，过足了戏瘾。步入晚年，仍然以看戏、唱戏为乐事。

据鹤庆知名滇剧传人张树勋先生考证，滇剧在鹤庆的流传，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咸丰年间为定型阶段。时任鹤丽镇左营守备张鸿勋之子张正泰（昭通人）当了镇标千总，在鹤城“日演戏剧，自为优以取乐”，但未形成规模。迨至光绪年间，社会安定，生产有所发展，滇剧推向民间。每逢迎神赛会，官吏到任履职，绅商寿庆，均从内地聘来戏班演唱堂戏。清末川班“福寿班”“芙蓉班”到鹤为适应观众需要改演滇剧。川班解散后，著名演员年成之定居鹤庆，此人唱、做、拉、打样样在行，教授出著名丑角程子明，知名票友李根明、李应远、刘炳贵等。民国时期，先后有“天庆班”“荣兴班”两大戏班到鹤庆演出，又带出了一批本地的名角，其中“草鞋花脸”章正举（1909—1979年）名驰三迤，县城随之出现了季节性戏班，滇剧得到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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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戏班常外出演出，所到之处还收徒传艺、辅导当地滇戏爱好者，远在边地的中甸（今香格里拉）、维西先后组织了戏班。简况如下：

民国元年（1912年），李小四带鹤庆班到中甸演出，李小四留居中甸6年，教出“逗逗班”。后来，这批人成为当地演唱滇剧的骨干。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古城藏经堂上演《彦章摆渡》，因没有戏衣，向土司乌把总等富豪借来楚巴、上衣当龙袍、花衣用，被观众戏称为“楚巴戏”。民国十九年（1930年）驻中甸鹤丽会馆筹资购买了戏衣，此后滇剧票友每逢庙会节日必定组织演出。1949年中甸解放前夕，民国云南省政府为收买利用民族头人汪学鼎，委以中甸副县长之职。县长张祖年（剑川人）大摆酒宴庆贺，特邀汪看滇戏专场。汪不懂戏文，仍坐席赏观，可见滇剧演出不仅在于娱乐，还产生了政治功能。“逗逗班”一直存在到上世纪末，名称多次更改，最后称“建塘镇老年滇剧团”。1990年前后几年笔者退休留居中甸，每逢滇剧演出，必去操琴伴奏。“闹丧”清唱，从不缺席。至今想来仍觉有趣。

滇剧传入维西，为与当地“大词戏”加以区别，称“丝弦戏”。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杨光麟承头请来鹤庆滇戏艺人彭向阳教出第一批学员，并在保华镇（今保和镇）组织首场演出，为滇剧传入之始。此后居民中逐渐有人能哼唱几句戏词。乡绅牵头组织业余剧团（时称“俱乐部”），常演出折子戏。1947年，俱乐部一行二十余人远赴德钦，与升平镇玩友班同台表演《秦香莲》《白蛇传》《五台会兄》等折子戏。德钦玩友班在鹤庆籍滇戏艺人杨锡柱（商人，大面）、刘丽川（中医、司鼓）、赵跃康（工人，大面）、刘世瑜（工人，须生）等人的带动下，人数多时有20余人，一直活动到“文革”时期。在藏族、傈僳族与汉族杂居的边疆县城，滇剧至今仍受当地群众喜爱，这与早年鹤庆滇剧艺人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言归正传。1950年，出身名门的杨立基（1909—1952年）弃文习艺，以须生行当出名，组织票友成立“同乐剧社”，每天在静虚庵演出两场，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被尊称为“杨老帅”。期间还到丽江、永胜、维西、剑川、兰坪县表演，并在丽江与滇戏名角刘菊生、张艳芳（昆明人）同台表演，毫不逊色。受鹤庆玩友影响，省伶张艳芳、杨惠生、白雪春、龙沛霖、饶贵宏等先后落籍鹤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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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同乐剧社管理，由县人民政府派来干部蒋秉枢（曾任高原剧团团长）做领导，不仅表演传统剧目，还编排出一些新节目。其中依据京剧《仇深似海》移植的新滇剧，深受群众喜爱。《仇》剧剧情悲惨，结合当时清匪反霸运动，激发了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丽江演出时，台下观众无不伤心落泪。据闻，有一位女同志受剧情感动，拔出手枪要上台打死“恶霸”（钱八爷），幸被劝阻，才未造成事故。

剧社下乡巡回演出，每人除了三餐以外，零用费只够洗衣理发，在编的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并不特殊，大家自觉执行。一路边走边演，从不拒绝群众的邀请，还送戏到白依人聚居的夸萼山。行李用具随身携带，卸下背子即可登台表演。

1953年，在“同乐剧社”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鹤庆滇剧团”，先后有向永、张清河、李克相、彭智、段福亮等干部被派到剧团出任领导。流落在丽江打工的滇剧多面手龙泉，经张艳芳邀请，到鹤庆入班。龙泉，小生名角，扮相俊雅，演技全面，嗓音略带沙哑，却别具风格。龙泉的唱念做打颇有造诣，代表作有《斩黄袍》里的赵匡胤、《打红台》里的肖芳、《秋胡戏妻》里的秋胡。他还擅长打鼓板，鼓点干脆利落。龙泉任团长期间，剧团改为全民所有制，由财政拨款，仍坚持上山下山传统，轻装步行，被誉为“草鞋班子”，曾多次荣获省、州、县政府表彰。龙泉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张艳芳、桂兰芳被选为州政协委员。

鹤庆被称为“滇戏窝子”，名实相符，不为夸张，在滇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县境内有戏台100多座，滇戏普及，老幼酷爱，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戏迷活跃在城乡舞台上。不仅在县内知名演员云集，在外地州及省会滇剧社团中，不少骨干是鹤庆籍人士。杨家齐、魏树生、包刚等戏剧作家，创作改编出不少与时代同步的作品，其中包刚编剧的《关山碧血》荣获国家级大奖。云南省滇剧院徐泽钧，鹤庆城镇人，后任省文艺干部学校滇剧科教师，为传承云南地方戏曲作出贡献。

由于滇剧在鹤庆一代代传承，还出现了以演戏为主业的“滇剧世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程家。程氏长辈程小元（1882—1945年），字子明，好学成名，擅演丑角，不仅戏略宽，还精通文武场面，能掌统指挥乐队演奏。程子明生有9子，经悉心教授，长子演大面，老二演文武小生，老五打锣钹，老九（程家昌）生性聪慧，发展全面，擅长花脸戏还专打小鼓，鼓点精通，能制作道具及龙狮，上桌表演狮舞腾跃自若，从不失误。由于掌握台本了然于胸，被同仁称为“滇戏箩子”。受家庭熏陶，解放初期还在小学四年级读书的孙子程栋良也上台打小锣。孙女程维兰，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省文艺干校滇剧科，主演旦角，扮相俏丽，唱做俱佳，以演《雷神洞》中赵京娘尤为出色。程家三代在家乡无人不知，有“程家班”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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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滇剧表演者人才辈出，有科班出身，有半路出家，还有逢场作戏的票友。除了程家班，县内知名滇戏艺人粗略统计如下：王昌禄（？—1937年）、李敬虞（1887—1953年）、刘炳贵（1890—1960年）、李雨生（1900—1939年）、文竹九（1904—1965年）、陈德周（1903—1984年）、唐宏基（1904—1966年）、杨立基（1909—1952年）、候继武（1917—1942年），建水人张福山（？—1959年）等。与上述前辈同一时代的还有：绕贵宏（四川人）、龙泉、杨慧生（大理人）、桂兰芳（昆明人）、章正举、张士林等。20世纪60年代，是鹤庆滇剧团的鼎盛时期，演员除了健在的前辈，又增加了章天明、段双英、向四堂、程维兰、左慧英、周锡林、王应蛟等后起之秀。鹤中高中毕业生杨增濬吸收为主琴师，直到滇剧团撤销安排到企业工作。“文革”结束，在鹤庆县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县文联1969年成立了以滇戏爱好者为主要成员的戏剧协会，逢年过节，村村锣鼓响，乡乡唱戏声，既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又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受滇剧影响，在白族和彝族聚居的山区，还出现了以唢呐锣鼓伴奏的“吹吹腔”，其特点是道白、唱词全用白语，载歌载舞写实性强。新中国成立前，西山黑泥哨打巴箐黑话人（彝族支系）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要到城隍庙连唱3天“吹吹腔”，观众人山人海，这是鹤庆独有的文化现象。引当年戏台楹联佐证：

愿看者看，愿听者听，看听自取两便；

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就唱三天。

滇剧传演至今已逾200多年，为何一直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不仅因为这种传统戏曲形式很适合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的审美情趣，更因为许多剧情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帮贫扶困的良好愿望，在构建富强文明和谐社会的新时代，仍不失其积极意义。由此看来，任何一种古老的与民族精神血脉相传的文化现象，若能与时代俱进，是永远不会失传的。（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张树勋先生的文章，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附：滇剧逸闻四则

随机应变改戏词

留居鹤庆的民间画家王铮（？—1937年），因耳聋，自号铁聋，爱戏如迷，常以票友身份登台表演。他虽然听力不佳，能看文武场面手势而不脱板脱眼，还能随机应变，将错就错圆场，赢得观众喝彩。一次，在演《下河东》时他饰赵匡胤，错斩了忠臣呼风，呼金定生反报仇。探子前来报信，把“呼金定生反”错报为“陶三春生反”。王铮机灵一动，出口成章，马上接唱：“乾德王背时倒了运，来个探子报不清，明明反了呼金定，谎报军情是陶三春。”（扎白）“谎报军情，责打四十，赶了出去。”如此一改，反而增添了剧情的趣味性，台下掌声叫好声不断。（田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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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滇剧逸闻四则

随机应变改戏词

留居鹤庆的民间画家王铮（？—1937年），因耳聋，自号铁聋，爱戏如迷，常以票友身份登台表演。他虽然听力不佳，能看文武场面手势而不脱板脱眼，还能随机应变，将错就错圆场，赢得观众喝彩。一次，在演《下河东》时他饰赵匡胤，错斩了忠臣呼风，呼金定生反报仇。探子前来报信，把“呼金定生反”错报为“陶三春生反”。王铮机灵一动，出口成章，马上接唱：“乾德王背时倒了运，来个探子报不清，明明反了呼金定，谎报军情是陶三春。”（扎白）“谎报军情，责打四十，赶了出去。”如此一改，反而增添了剧情的趣味性，台下掌声叫好声不断。（田遇春）
本文来源：丽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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