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多年前,诗人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一文中,竭尽全力罗列了武则天的“二十大罪状”,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武则天得知后,找来檄文认真阅读了一遍,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对骆宾王的文才大加赞赏。她还责怪宰相:“此人有如此之才,而使其流落不遇,乃宰相之过也。”骆宾王的直言固然可贵,而武则天的胸襟和雅量,使许多须眉丈夫自愧不如。她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并不是偶然的。
1930年初,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仍然固执地要求茅盾写序。茅盾推辞不掉,就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说,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茅盾把文章交给他后,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阳翰笙一定不会用。没过多久,再版《地泉》出版了,茅盾打开一看,他那篇批评文章竟然一字不改地印在里面。茅盾捧书良久,不禁叹道:“雅量,真是雅量!”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1941年,徐悲鸿客居重庆教书,曾请求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评论他的画作。商承祚取四张纸来评论徐的作品:一称“吊死鬼的美人”,说徐画人颈过长;二称“三条腿的马”,说徐画每匹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三称“狐狸尾的猫”,说徐画猫尾下垂,用笔过于夸张;四称“甘蔗的竹子”,说徐画中的竹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徐悲鸿听后大笑不已……徐曰:“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未闻批评意见,更未闻尖锐的批评意见。今日君有话直言,提出这样好的尖锐的批评,得益匪浅,此诚谓知友也!”
1952年,郭沫若应约写了一首讴歌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诗。诗稿送到杂志社后,编辑却犯了愁,因为那首诗尽管立意很好,但从构思、意境、语言来讲远非佳作。这该这么办呢?有一位年轻的编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郭老,当面指出诗歌的缺点,请他修改或重写。没想到郭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一再声称:那是败笔之作,你们退稿是对的。然后,便重新精心创作了一首诗。
一个敢直言,一个有雅量,如此禀性相照,如此宽宏气度,实在令人敬佩之极。因为时下能说真话能直言的人太少了,而这种雅量更是日渐稀缺。平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些名人、官员为一点鸡毛蒜皮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屁股别人摸不得,容不下别人说个“不”字,即使是自己错了,也硬撑着,不仅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恬不知耻地反唇相讥、指手画脚,动辄还法庭上见。如此胸怀,真是悲剧。
那么,一个人如何听得了直言拥有雅量呢?这三点是必须的:一是平等的待人态度。不自认为高人一等,保持一颗平常心,平视他人,尊重他人;二是宽阔的胸襟。心胸坦荡,虚怀若谷,闻过则喜,有错就改;三是宽容的美德。能够仁厚待人,容人之过,而不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其实,在雅量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养和品行。
佛家有典故说:释迦牟尼佛功德圆满,有人却妒性大发,当面恶意中伤他。佛祖笑而不语,待那人骂完,佛问:“假如有人送你东西,你不愿意要怎么办?”答:“当然是归还了。”佛说:“那就是了。”于是,那人羞惭而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的喻义,不是在劝告人要像佛祖那样多些雅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