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到日本京都度假。照惯例一般绕道京都大学,在附近逛逛。在老店“进进堂”里吃一顿简单却滋味淳厚的咖喱饭。入旧书小铺,找到了一套文库本的《河上肇自传》,心情大好。
然后进了京大校园,发现那一年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让我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华丽的布置,也不是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我直觉地以为那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然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愈走愈惊讶,甚至该说,愈走愈感动。因为法学院教师团体的活动竟然不是特例,放眼望过去,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信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
这是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该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校?换作任何其他学校,百年的特殊日子,一定是努力去创造出一种光荣与炫耀的气氛——“看啊,多么了不起,我们这样一所学校在一个世纪间有那么大的成就!”——一定想办法凸显学校最光彩的一面,将学校的历史形象涂抹得愈漂亮愈好。
京大却用这种冷静、忧郁、近乎愤怒的方式来“庆祝”学校百年。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想什么?这所学校的领导,又在干什么?那几天,我参加了几场“京大百年”的活动,我的日语和对京大的了解程度不足以让我听懂会场中所有的讨论,然而如此有限的理解,却已经足够给我清楚的答案了。京大的老师、学生,他们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而不是张扬学校成就,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
他们一再提到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差异:东京大学是日本政府的骨干,从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到战后自民党政府,一贯如此。而京都大学则始终扮演从左翼批判制衡权力的角色。在许多不同学科领域,都有自成一格的“京都学派”。而几乎毫无例外,“京都学派”都比主流的学派来得大胆、前卫、激进些。
这些批判学校的老师、学生,其实都热爱京都大学。他们觉得凸显、保持京大荣光的方式,就是坚守批判立场。京大百年,学校不可能没犯过错误,借此机会将批判眼光转回自身,才真正符合京大的传统,才能真正确保京大和其他学校,尤其是和东大的不同。
京大曾经犯过的错误之一,是积极参与了殖民统治,尤其是对于我国台湾的米糖剥削。他们讨论这件事时,不会知道台下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激烈,而几度热泪盈眶。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办出一所能让老师、学生坚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独特汲取校庆意义的大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