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陕北，返程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据说从榆林到西安的火车票半个月前就卖完了，要走只能找票贩子，每张加３０元。于是朋友通过电话和票贩子约好了时间，票贩子很守信，不一会儿就把票送到了我住的宾馆楼下。我一时很高兴，竟然连声道谢，情不自禁地想：“其实票贩子也没什么不好。有了票贩子，我们的出行方便多了。”
回到宾馆房间，我突然觉得这话不对，这事是伤害了起码的公正的。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渠道，每一个会走路的人都可以买到。因为“到车站买票”这样的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对等的，它依据的是“先来后到”的原则。而现在，票贩子借助腐败的行业垄断制度买断了某一时段的全部车票，即车票由公开的售票口转到了个人手里。这时，乘客们除非集体“罢旅”，否则只能通过地下渠道和票贩子取得联系，它依据的则是“信息最灵者优先”和“钱最多者优先”的原则。因而，如果说票贩子是行业垄断制度的同谋，我们每一个通过他们买票的人就是同谋的同谋。但为什么我在那一刻不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感到窃喜呢？不仅是窃喜，还由衷地表示感谢呢？为什么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原则轻而易举就战胜了正义原则呢？看哪！别人买不到，我竟然买到了。一种“幸免于难”的虚妄幸福使我一时忘记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正应了鲁迅的话：“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这种“喜欢”实际上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具体体现。它的实质是通过泯灭自我，在内心确立一种牢不可破的主奴关系。这种主奴关系在下言者就是一种奴隶心态。一个人一旦在内心确立了一种奴隶心态，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包括人的尊严和生命。比如，我在车站买不到票，后来得知从票贩子那里可以搞到，我就很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我本来就应该买不到票；等到见了票贩子，一问价钱，也就多加３０元，同样很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人家本来可以让我掏得更多；等到上了火车，列车员开始换票，她接过我的票，换了座位牌，我就更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票贩子本来是可以给我假票的。
当然，如果仅仅是把铁路垄断起来，将车票倒手卖给票贩子，赚俩小钱，还不算什么。真正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将土地、房产、交通、电信、能源、建筑等所有重要的资源都垄断起来，然后再倒手转卖给他们的亲贵，他们的亲贵再加价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是都得到皇上以及御用的“地贩子”、“油贩子”、“煤贩子”、“路贩子”、“水贩子”、“电贩子”、“房产贩子”的奖赏，领完之后还得千恩万谢？
这奴隶心态的另一极就是奴隶主心态。奴隶主心态就是主奴关系的在上言者。比如，我无故打了你两耳光，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我本来可以打你三耳光、四耳光呀！后来我不但送你去了医院，还掏了医药费，你就更应该欢呼雀跃，因为我本来是可以坐视不管的；我枪杀了你的父母，你也应该谢天谢地，因为我本来是可以凌迟、油烹、五马分尸他们的呀！
这种包打天下、永远正确的逻辑，通常来源于一个从财富到思想、从灵魂到肉体实行全面控制的社会。要消除奴隶心态，当然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它的土壤。奴隶主没有了，奴隶自然失去了叩拜的对象，“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不治自愈。这就好比一个人酷爱给领导开车，现在领导都没有了，你给谁开去？历史上也确实曾有像美国这样通过国家立法主动释放奴隶，甚至为了黑奴的解放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的先例。但从根本上看，奴隶的最终解放依赖于奴隶意识的最后觉醒。甘地说：“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那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
坐在阳台上，我常常这样想，假如世界上的奴隶主们坐在一起商量说：“哥儿们！眼下我们把国家的土地、房产、交通、电信、能源、建筑等所有重要的资源都瓜分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是不是把阳光、空气和水都管起来，然后让那些穷小子按立方给我们付费？”付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得说：“谢谢！谢谢！有了阳光贩子，我们晒起太阳来方便多了！有了空气贩子，我们呼吸起来方便多了！有了水贩子，我们止起渴来方便多了！”不仅如此，当阳光、空气和水瓜分完毕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把我们的生、老、病、死、吃饭、睡觉控制起来，然后再倒手转卖给他们的亲戚和勋爵？到时候，我们每衰老一年，每病一场，每死一人，每吃一餐，每睡一觉，是不是都得跟这些“衰老贩子”、“病贩子”、“死贩子”、“饭贩子”、“梦贩子”联系，然后加价付费？付完之后，还得说：谢谢！有了衰老贩子，我们长起皱纹来方便多了！有了病贩子，我们害起病来方便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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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5 21:3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