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许多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19寸电视机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乡下小贩兜售的饼干,原是上海人拉出来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伫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他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的白纸! 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使用两种纸,一种叫毛边纸(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米黄色,纤维松软,只能用毛笔写字;还有一种就是今天的白报纸,那时叫新闻纸,光滑细密,可以使用钢笔或铅笔。那时,新闻纸已经是我们的奢侈品。 父亲从箱子里拿出的纸是另一番模样:颜色像雪,质地像瓷,用手抚摸的感觉像皮,用手提着一张纸在空气中抖动,声音像铜。这怎会是纸,我们几曾见过这样的纸!那时,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幻想,我的希冀,突然看见这一箱白纸,心中的狂喜一定超过看见了一箱银元! 当年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纸。当年云消雾散,父亲的那些同事分头逃亡,有人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人携带了搜刮的黄金,有人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人暗藏银行的存折。父亲什么也没有,打算什么也不带。 他忽然看到那些纸。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异常爱纸,何况这些在家乡难得一见的纸。紧接着他想到,孩子长大了也会爱纸、需要纸,各种纸将伴着孩子成长,而这样好的纸会使孩子开怀大笑。他找了一只手提箱,把那些纸叠得整整齐齐,装了进去。 在两个三代同堂、五兄弟同居的大家庭里,继祖母因父亲失宠而嫌恶母亲,可是母亲对父亲并没有特别的期望。母亲当时打开箱子,看了,抚摸了,对父亲说:“这样清清白白,很好。”他们锁上了箱子,放在卧床底下,谁也没有再提。 倏忽七年。 七年后,父亲看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我得到那一箱纸顿时快乐得像个王子。由于纸好,画出来的作业也分外生色,老师给的分数高。 高小只有两年。两年后应该去读中学,可是那时读中学是城里有钱人的事,父亲不能负担那一笔笔花费。他开始为我的前途忧愁,不知道我将来能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没有幻想。他看我的图画,喃喃自语:“这孩子也许能做个画家。” 我用那些白纸折成飞机,我的飞机飞得远。父亲说:“他将来也许能做个工程师。” 我喜欢看报,尽管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旧报。我依样画葫芦自己“做”了一张报纸,头条新闻用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大边栏用司马光打破水缸。这又触发了父亲的幻想:“这孩子将来也许能编报。” 有一次我带了我的纸到学校里去炫耀,一张一张赠送给同学,引起一片欢声。父亲大惊:“难道他将来做慈善事业?” 父亲也知道幻想终归是幻想,他用一声叹息来结束。这时母亲会轻轻地说:“不管他做什么,能清清白白就好。” 清清白白就好。我听见过好多次。 现在,我母亲逝世50年了,父亲逝世也将16年,而我这张白纸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可以简约成一句话:“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虽然写满了字,但每个字的笔划都很清晰,笔划间露出雪白耀眼的质地。白色的部分,也是笔划。可以组成另一句话,那是:“生命无色,命运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