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论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太多

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太多
章诒和先生说她是您的粉丝，她说您除了是个写者，除了是个思想者之外，还是一个行者，就是一个实践的人。好像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您正在那个地方做调研，直接投入到灾后重建当中，您当时怎么会突然想到去那里做调研，做什么调研？
野夫：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08年3月份在四川一个县，罗江县，召开一个诗会，我是作为诗人去参加诗会。在参加诗会的过程中那个县委书记跟我一见如故，他就邀请我诗会散了之后到他们县去写电视剧，准备写他们县的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我就去了，去了后把那个历史人物的资料看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写电视剧的价值，我就拒绝了。但是我对他在他们县所做的城乡统筹的实验很感兴趣，我说我想留下来研究你这个城乡统筹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愿不愿意敞开大门供我研究？他说愿意，于是我就留下来了，开始去研究基层政权是怎么运作的。正在这个时候“5·12”爆发了，我所在的地方距离灾难最深重的汉旺镇只有30分钟的车程，距离北川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在安县的边上。我当时也在夺命而逃，很快我没事了，就在废墟里面参与救人、参与扒砖，第二天不允许我们这些闲人去扒了，专业队来了，封锁现场了，我就参与记录，拍了大量的照片，我被灾难的惨状所震撼，就觉得我这时候如果跑回北京来享福，远离灾难，内心会不安，我应该为灾区做点什么，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灾区募捐，我以个人资力募了190万现金，还有巨大的物资。
然后我开始写危机状态下的基层政权是如何运作的文章，我写了一系列的，这是社会学的调查。决定要做一本书，这是危机状态下的，常态下是怎么样的，于是我又继续留下来做常态下的基层政权运作调查，继续观察。我开始帮助农民演电视剧，让农民自己写剧本、演剧本，由县电视台来拍摄、剪辑，在县电视台播放，这叫乡村戏剧运动的实验，也非常有意思，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写一本书，我简单地介绍这些。我是一个愿意做一些社会实验的人，如果问这种精神来自什么，它本质上承接了民国学者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辈的伟大传统，但我还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终身致力于某一件事情，我顶多是想实验性地做这些事情。
那您怎么评价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他们的这个实验？
野夫：是真正的伟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一代楷模，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社会改革的太少了，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太多，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走出去的，参与社会实践的。
但是除了实践精神之外，您觉得他们的那种思路对吗？
野夫：思路当然是对的，因为中国，尤其在他们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中国广大乡村，是那么愚昧、落后。比如说晏阳初到农村去，第一，扫盲，教大家识字，识字对这个民族太有意义了，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整个民族基本上就是由文盲构成的，那这个国家太值得怀疑了。第二，教大家刷牙，中国没有刷牙的传统，刷牙利于身体健康，利于文明交流，可能我们的爷爷辈都不会刷牙。如果更多的人早年都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今天农村的这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就不至于还这么多了。我到西方农村去，整洁、漂亮、卫生，那就是公园，在农村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公园，中国的农村，脏乱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1年我到贵州石门坎去支持他们的小学教育，一走进苗族山寨，脚都不知道往哪儿踩，遍地各种粪便，苗族在那个山寨生活了几千年，今天的生活状况和一千年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就多了电线，这个社会进步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去建立。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梁漱溟先生那种实验还可以继续下去，您觉得他们的构想能够实现吗，中国现在的农村面貌会改变吗？
野夫：历史应该说不能假设，但是每一点儿努力一定会带来一些好的效果，这是多年之后会慢慢呈现的，他们的构想是否能够在广大中国实现，这个谁也不敢担保，但是首先实验是必需的。
被评公知我很荣幸，调侃公知是正邪不分
现在可能由于网络的发达，微博越来越把很多人的声音包容进去，这种骂声越来越多，其实不是有一个词叫“审美疲劳”吗，我觉得这种批评现在可能有时也造成了一种“批评疲劳”“批判疲劳”，这可能也是进一步导致“公知”这个词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现象有没有思考过。
野夫：应该说这是我很愤慨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其实在西方，在法国诞生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叫“公共知识”，就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今天的含义。“知识分子”这个词，它不是工程师，不是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天生就含有要担当社会良知，要担负社会道义，要参与公共话题，要敢于抨击时政、批评黑暗的意思的词，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本意。这个词引进到中国的时候，是一个职业、是一个身份，是指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这是严重地把“知识分子”这个词歪曲地使用的一种方式。
到现在大家又知道了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你是知识分子还要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公共话题，要敢于发出批判的声音，要敢于批判现实。在今天，应该是有一定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养，有一定的知名度，参与公共话题，引导群众意见的人，叫公共知识分子。
这几年为什么突然这个词火了呢？因为海外的一家网站每年评选百名，它不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叫评选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一大批是海外的，包含余英时、龙应台，是整个华人世界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连续三年我都被评在上面了，今年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被评进这个阵容里面，我是以此为荣的，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荣幸地进入这样一个名册，我是很高兴的，虽然它不代表任何一个机构的任命，只是一个网站的评选。
您刚才说您对于被评进这个名单很高兴，也就是说您认同这种定位，您觉得自己是个公共知识分子。
野夫：我距离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差得很远，但是被放进我是高兴的，我愿意站在这样一个阵列里面战斗，我并不认为这是耻辱，哪怕你几十万人嘲笑公知，我依旧觉得我愿意进入这个阵列。
80后、90后很多有觉悟，但仅少数人渴求历史真相
评价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吧，因为对于这些80后、90后，其实现在的评价还挺极端的，就是有的人说他们自私，没有历史感、没有责任感，也有人说这批人勇敢，有自己的想法、有个性、敢做、敢说，您怎么看这些年轻人？
野夫：由于我没有做过充分的调查，虽然我认识的80后、90后也不少，但是也可能我认识的并不代表这个群体的总貌，所以我不像很多人否定这个群体，因为我认识的80后、90后里很多有觉悟的人，很多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很多有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我真是认识了太多，而且我乐于和他们交友，在现实生活中能举出很多优秀的这一辈人。但是也看到了很多，微博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孔道，从微博上你也会看到很大一批年轻人的微博是从不关注社会生活的，是永远在秀服装、秀美食、秀风景、秀个人的情感生活，但是这个好像也无可指责，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是什么大的错误。
我还是觉得可能80后、90后，独生子的成长必然受到社会的拥簇要多得多，有些人生活在经济腾飞的这20年，他没有对苦难的体验，其中只有很少的贫家少年体会到那种寒苦，多数还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哪怕是小市民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另外，也觉得现在这些孩子是不是求知欲有些问题，现在的网络社会要想了解什么东西是很容易的，百度、谷歌搜索一下，都能找到你需要的知识，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蒙蔽于一些历史知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玩游戏的一代，是从《魂斗罗》开始的，电游改变了这代人的兴趣。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对历史真相有求知的欲望，他们能够觉悟，多数人无所谓，这个现象我没有经过充分调查，只能简单地评述。（本文选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怕与爱》陈丹青等述，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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