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野心家都可能是个造反派

小时候看历史，深知一个道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许这句放在《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这本书上，最恰当不过，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个野心家，都可能是个造反派。</p>每一个王朝国祚的兴盛与衰败，都是有迹可循，从外戚干政到高逼民反，从君王暴政到外敌入侵，很多千丝万缕的因素，都可以让一个大朝代瞬间倾覆。
这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百姓，他们没有缚鸡之力，他们皆为下囚，所以才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西汉末年赤眉军进驻长安后，百姓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战乱造出饥荒，人与人互相谋害，煮吃对方尸体，遍地是被杀的饿死的白骨。而在东汉末年，盗贼四起，一次军阀内斗平民被杀一万多人，尸体塞满街道。而西晋末年，京师就是人间地狱，人民相互杀害吞食，全城都是饥饿的野兽，唐末政府军剿灭黄巢起义军后，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千里之遥，看不见人影和炊烟。
仅几条末世景象，就能看出历朝历代灭亡时的可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适合丛林法则，同样适合王朝兴衰。
一个阶级的倾覆，往往是另一个阶级的镇压，他们往往拿百姓说事，美其名曰“为天下百姓计”，实则也是每个野心家的造反说辞。
所以我认同，暴民都是逼出来的，当生活不能和幸福感持平，人往往会怒从胆边生，虽然，那些起义军并非都是“仁义之师”，东汉的绿林好汉，把百姓做成了“捣磨寨”，太平天国成了纵欲王国，李自成旗下的将领抢掠美女、打家劫舍，没几天都垮台了。
动机不纯的起义，往往都是不得民心，他们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往往只能把社会治理的更糟糕。
从田畴到窦建德，我能看到一些可贵的一面，田畴可以躬耕自养，他的世外之地成为失家者的乐园，而窦建德把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统治的地方，能“夜不闭户，商旅野宿”，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在那个盗贼劫掠的时代，有这样环境，已经相当难得。所以，我把这两人并在一起。
再者，可以谈谈隋朝的覆灭，一个抠门皇帝积攒的家业，被儿子败光的历史，就出现隋朝，杨坚用一代的时间超越了西汉最盛时两代皇帝达到的积累，可见这个能叫百姓“奉旨逃荒”的皇帝，是多么的敛财。可惜儿子太折腾，虽有宏伟大业，终究在吃老本的瞎忙活，既没有击退外地，也没有宣扬国威，还徒增积怨，留下自缢而亡，或许这就是众叛亲离的报应吧。
其实这本书里，我最为欣赏的人不是李渊，反而是李密，从杨玄感之乱脱颖而出，他几度囹圄，却能巧妙逃脱，他进入瓦岗寨，以求解救苍生，一场暴力冲突他杀了翟让，也许这是他人生中的失策，当他依旧可圈可点，他不贪财、不好色也没有表现爱权他爱护将领爱百姓，他在那个阿猫阿狗都想称王当帝的时代，是最有资格称帝的人选，可他从未想过，他就想推翻隋炀帝的反动统治。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渊终究没有留下他，他实在太优秀，所以，一山不容二虎，杀之是以绝后患。所以，李渊残忍也智谋。
而王世充，我没有好感度，一个溜须拍马，暗中建立私恩的人，除了玩猫腻，不会玩忠心，这种人，大多没有好下场，所以魏征才会写道“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
而宇文化及在杀了隋炀帝后，就已经是不得人心，古人对弑君很敏感，弑君就是杀父，他终究处在敏感的地方，他也残暴，所以，他依旧爬得越高，跌得越快。
造反者既有义的动机，也有盗的行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从表面去看待这些历史，古人云，得民心者的天下。
李渊能在这些起义者中脱颖而出，其一是他足智多谋，懂得收拢人心，其次就是他的狠，一个帝王，不能有妇人之仁，所以，窦建德虽然有三次运气，最后一次击溃。
政权，我们需要窦建德的仁政，笼络人心我们需要李密这样的军事家，他智谋，狠，可能就是李渊了。
这个世界，可能就如此，野心家爬山了金字塔顶端，就不再是造反派，他成了名正言顺的帝王。
所以，每个帝王的背后都有尸骨累累。
看待事物，还是要多层次，多角度。
<p>我看这本书，想的更多的是他们即是造反派，也是杀戮者。（《黄袍定律》书评/蓦烟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