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破解梵高之美》序：受苦与救赎

大概还记得，中学时代，读到余光中先生译的《梵高传》，心中激荡的情绪。那时没有看到梵高的原作，复制的画作也多是黑白，印刷模糊，但还是很震撼。
读到史东写道：梵高在煤矿区为工人布道，在矿灾惨剧之后，梵高回到家，把自己仅有的衣物一份一份分好，全部舍给最需要的受难者，我仍那么清晰记得，十几岁的年龄，竟然掩卷难以卒读，热泪盈眶的记忆。
那是梵高，是余光中先生典雅译笔下的梵高，是史东传奇小说笔下的梵高。
那个梵高，陪伴着我通过青涩梦想的年代，梦想一个为人类救赎的心灵，这样燃烧着自己，走进那么孤独纯粹的世界，走进一个世人无法理解的“疯子”的世界，走进绝望，走进死亡。
我不太分得清楚，我认识的是艺术上的梵高，或是生命实质上的梵高。
我分不清楚，是梵高哪一件作品打动了我，还是他整个生命燃烧的形式才是真正的作品。
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读美术系，但是整天跟美术系同学混在一起，有时候会央求他们：“让我背一下画架吧！”
我走向了文学，艺术，到了巴黎学习艺术史，那个梵高一直跟着我。
也许我在梦想梵高的某一种生命吧！
在巴黎有许多机会看到梵高的原作，看到他初到巴黎，受点描画派影响的色彩的炫烂，但是，常常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轻声说：那不是技巧！
“那是什么？”
我想问，回头却没有人。
我又去了荷兰，从阿姆斯特丹到库拉·穆勒，梵高早期线条粗重的笔触，勾勒着重劳动下躯体变形的工人或农民，我仿佛听到如牛马一般沉重的喘息声音。
回程经过海牙，想到他邂逅了西恩（Sien），一个拖着几个孩子要养活的过了气的老妓女。他们同居了，梵高负担起了西恩一家老老小小的生活，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像“恋爱”，难堪、卑微、邋遢可笑的生活。
没有人能理解梵高为什么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西恩最后还是走到街头去接客维生，仿佛重重嘲讽了梵高：你要救赎别人？你能救赎自己吗？
梵高的故事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
我们要美化梵高吗？
是的，他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他看到了初春大片大片绽放的杏花，他看到了起伏的山峦与麦浪，他看到了夏夜天空星辰的流转... ...
但是，那是他“发疯”之后。
他被邻居联名控告，要求警局逮捕强迫治疗。
站在圣·瑞米的精神病房前，我从梵高眺望风景的窗口看出去，我在问我自己：如果当时我也是邻居，我会不会也是联名签署的人之一？
我爱梵高吗？
我了解梵高吗？
我知道梵高存在的意义吗？
但是，我隔壁的邻人剖了耳朵，一脸血迹，我能够接受包容吗？
梵高丢给我们许多问题，在他自杀离开人世后，人们用一百多年的时间试图回答，仍然无法有完满解答。
梵高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纯粹的美的事物。
我们很正常，但是我们看不见。
正常，意味着我们有太多妥协吗？
我们不知道，一再妥协，我们已经流失了真正纯粹的自我。
我们可能在一张《向日葵》前掩面而泣，我们可能在一张《自画像》前惊叫起来，我们可能在一张《星空》之前热泪盈眶。
梵高揭发了所有“正常人”的妥协，他明确宣告：没有某一种疯狂，看不见美。
但是梵高的美太危险，我们只能面对他的画，不敢面对他真实的生命。
二〇〇七年的五月，我带着一叠稿纸，经由泰国到葡萄牙里斯本、卡斯卡伊斯，辛特拉，到伦敦，再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大约两个月，写完这本书。
其实不是“写”，而是“整理”。
梵高的故事、画作，太多储存在脑海里，那些一本一本传记里的细节，那些在他画作现场前的记忆，都留在多年来的笔记本中。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是梵高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巴黎，H是画家，提议要去奥维祭拜梵高的墓，她的日本丈夫，虽然不学美术，也非常爱梵高，便主动排出时间，亲自开车，做一次向梵高致敬之旅。
很热的夏天，车子从巴黎出发，上了外环道，向北，大约两小时可以到奥维。
奥维是个小镇，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没有很多观光客，宁静，朴素。
我们到了奥维，因为小镇不大，很快找到了教堂，夏天午后，湛蓝发紫的天空，压迫着教堂塔尖，很像梵高的画。
梵高的墓就在教堂后面，与弟弟提奥的墓并排，青灰色的石板，平贴着草地，上面简单铭刻着——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空气中有松柏沉重的树木的香味，有远处麦田随风吹来浓郁的麦草气味，有乌鸦飞起来呱呱的惊叫。
忽然间，炎热的天空中卷起一阵狂风，我还没弄清楚，一大片石子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击打下来。
我跟H 一家人赶忙躲进车子，冰雹打在车顶，乒乒乓乓，像是郁怒的孩子在发泄受不了的情绪。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次祭奠梵高的奥维之旅。
因为整理这本书，记起了许多往事！
蒋勋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于八里（摘自蒋勋《蒋勋破解梵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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