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是以悲剧形式肯定人生

与杜拉斯同时代的张爱玲，在《对照记》中用她所选择的老照片为一生作结，她给了自己血脉的来源极多的篇幅，那是她骄傲与痛苦的肇始，她始终走不出去的故事原点。这奇异的自画像与她的写作生涯形成了“参差的对照”，杜拉斯也是如此，她的脸和文本一样，都是窥看她文学秘境的绝佳角度。
杜拉斯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镁光灯的闪烁，在《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从可爱的小女孩一点点变成行为怪异的老妇的。这是一部残酷的编年史，红颜逐渐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悍的写作者逐渐成熟，仿佛是某种有关物质守恒的古怪定律在作祟。然而，就算我们一页页地翻过，渐渐熟悉了年老的杜拉斯，还是很难不被她那张凝神注视你的照片所震颤。
她穿着晚年那套标准的“M·D制服”，高领的套头毛衣遮掩她过短的脖子，外面披着无袖的男式背心；软塌塌的短发凌乱地抓拢到脑后，一副可笑的黑框眼镜是她脸上唯一的装饰。但是你不会注意到这些，你只会被她的脸所吸引，仿佛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她的脸像是已经风化千年的岩石，岁月在上面雕刻出横竖纵横的沟壑，而她的眼神，如同初生婴儿一般纯澈，又如同千年老僧一般通达。
所有关于她的秘密，她写作的主题：湄公河的渡轮，来自中国的富豪情人，恒河的女乞丐，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亚洲的季风，永恒的小哥哥，罪恶的大哥，母亲——玛丽·多纳迪厄，以及可怜的小女孩，衣着奇怪不伦不类的孩子，穷人家的裙子，平檐男帽，镶有金丝的鞋子... ...这一切的一切都写在她的脸上了，她的脸写满了她这一生的故事。
于是你会心悦诚服地想起《情人》中的那句话：“人人都说你年轻时美，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比起你年轻时的相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这原来不是沾沾自喜的炫耀，而是像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说的那样：“我爱你是以悲剧形式肯定人生。”
曾经那个矮小、穷困的玛格丽特，想用自己欧亚混血儿一般美丽的容貌和时髦优雅的打扮吸引更多人的注意，那是她验证自己魅力的方式，她成功了，但她依然空虚。直到进入中年，她的脸庞因酗酒而毁了，她反而舒了一口气，“酒具有上帝没有的功能，还可以代替自戕。这张被酒精摧残的脸在喝酒之前就有了。喝酒只是来确认这一点。”这个容貌的分水岭，也成为了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她作为写作者的自觉就此发轫：“从此开始，所有的书都改变了。”当写作带给她自信和满足之后，她便可安然自毁容颜。
她的视觉写作将读者和她一起置于窥探者的位置，这种过于贴近的角度极易带入个人情感。因此，杜拉斯多次激烈地反驳过：“《情人》并不是一部自传。”她的朋友，哲学家埃德加·莫兰也提醒说：“玛格丽特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她只不过是执着于想象中的看见，“只有在通过想象追回的时间里，生命才充满气息。”笔下的事情成了经历中的事情，笔下的事情代替了经历过的事情。
她在写作中虚构自己的过去，一遍又一遍地通过写作将故事的讲述权据为己有，这是属于她的方式，“一页写完，一页结束，写作就是一场哀悼。”（《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书评/李小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