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店的日与夜

之所以常去快餐店是因为租房里没有桌子，看书很是不方便。早上去能占个好位置，我一般坐在二楼靠窗的第二个皮椅上。尤其喜欢春天来时，窗外马路上的国槐初初吐出新嫩的绿芽，阳光从玻璃墙壁透射过来，身子一会儿就暖融融的了。早餐也会在这里解决，一个汉堡，一杯红茶，就可以消磨一上午。红茶喝完了可以续杯，热气盘桓在身体里，手指捻着书页，一页页翻看过去。这是平日里难得的整块阅读时间，不受干扰，不被分割，一径沉下去，沉到字与字的海洋中，逐渐听到书卷的海浪声。看得兴奋时，突然起身在快餐店狭小的走廊上走动，书中的内容像是燃烧的火把，在我眼中发亮，在我脚底生热。等平静了一会儿再次坐下，重新沉到海中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蚕，吃着写满字的桑叶，一边吃一边吐丝，渐渐地我就被裹在乳白色的蚕茧中，两耳不闻周遭的声响。有时候这枚蚕茧没有成功地结成，比如一段写得十分艰涩的哲学论述，或者是一两个不认识的外语单词，或者纯粹是过量阅读产生了倦怠感，此时周遭的人、事、声音、色彩、气味都纷纷从我混沌的感觉中鲜明起来。对面的家庭女教师低头教学生做物理作业，她的右手拿着笔敲在试卷上，阳光照亮了她手臂上的绒毛；一个小男孩在家庭女教师前面，不断地把薯条往地上扔，他的妈妈正在靠墙一面的咖啡色长椅上打电话，一边通话一边去呵斥小男孩；而一群穿着肥大校服的中学生，纷纷沓沓地从楼梯口涌了上来，迅疾占满了靠墙那边的空位置，一场互相打闹嬉笑的桌游开始了；一位上身只着胸罩下身牛仔短裙的外国女孩走上楼，坐在我对面正在啃汉堡的大叔睁圆了双眼。女孩拐过我们对面的桌子时，我看到男人们都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一个小姑娘在角落里喊了一声：那个姐姐背上有颗痣！她妈妈说：吃你的薯条！

我从来没有在不同的日子里看到同样的顾客，他们总是更换着面孔和声音。进入我视网之中的这些人，从未知的命运轨迹中来到此，又起身走向未知的时空中。我成了这流动之中的磐石。也有不流动的熟悉面孔，他们是快餐店的员工。我常记得那个小个子的姑娘，人才到柜台那么高，每当轮到我点餐时，她就会仰着头问我：“这位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她小而胖，眼睛鼓凸，手臂费力地上伸到点餐机的界面上。点完餐，我站在一旁看她一边冲着她的同事喊着要准备的餐食，一边拿着红色餐盘到柜台上，搁上搅拌棒、纸巾和发票，动作飞速流畅。她的同事们经过她身边时，个个显得高大。她跟每一个人说话都需要仰着头。她的声音干脆利落，眼神中也是说一是一的坚定。我忍不住去联想这个姑娘，当她换下工作服回到家中，会是怎样一个人？她介意别人怎么看她的个子吗？她是不是在不断与人的接触中，得到过嘲笑，也得到过安慰，从而慢慢有了自己的强悍立场？
有时候下午我过来，二楼有一个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上下的阿姨在忙活。我记得在二楼看书时，见她拿拖把拖地上小孩搞泼的可乐汁。当我看完一页后，有时会见她靠在护墙板上，眼睛微微眯着，像是在假寐，又像是在想着心事。她的脸上皮肤松弛发白，头发中有露出的银丝，拖把拄在胸前，一缕风吹着她的衣摆，一鼓一吸。直到有年轻的主管上来，叫道：“王阿姨，厕所要保洁一下！”她看着主管，恍惚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哦了一声，急急地跑到卫生间去。有时候她全神贯注地站在二楼楼梯口处，一有人起身离开，她就火速地跑过去把吃剩的骨头、擦过的纸巾抹到塑料方盘里，然后用抹布擦了一遍再擦一遍。有一次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时，我坐过的位置上干干净净的，喝的红茶杯子和看的书都不见了。问阿姨，她的眼中有惊慌的神色，“啊，我不知道你还没喝完啊。”她看了又看手上的抹布，又转头看四周，“我不记得收拾过你的桌子。”后来主管过来，才在放垃圾的桶里找到我的书，书页上沾着番茄酱。主管给我道歉，又对着她叫了一声：“王阿姨……”她又低头去收拾其他的桌子去了。
书看累了，我抬起头会做一个游戏：长久地关注一个人。譬如这个阿姨，在快餐店走来走去的人群都是她的背景。当然这个人也可能是楼梯口左侧那个吃薯条的男人，也可能是在玩手机游戏的中学生。我偷眼观察着他们。他们连续的动作，偶有变化的神情，看定一处的目光……我像一只坐定中心的蜘蛛，丝线伸展粘附在陌生的被观察对象上，吸收着散乱的信息。他在想着心事。她在等待一个人。他饿了。她的脸上有颗毛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我是他们无足轻重的人肉背景。同时，那位阿姨在我的观察对象边上拿着抹布走动，从楼下一阵一阵飘来炸薯条的气味，窗外嘟嘟嘟响着汽车的鸣笛声。我又会转头去看窗外的马路，一个公交站台，白色栏杆，一排槐树。混沌的未知的具象世界，在我视网中铺展开来，充满了无数的隐喻和谜题。书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在此失去了界限，融在我的感知之中。书中那个哲学家，来到这个街道，当他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快餐店前面的栏杆前面，他会想着这些人莫名地纠结一团是为什么，一辆车开来，所有等待的人都上车了。栏杆那处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巧克力色的购物袋遗留在那里。他们又去了哪里？书中的人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再一次的双休日去快餐店，站在柜台前给我点餐的是那位在二楼做卫生的阿姨，而那个小个子姑娘在炸薯条。阿姨的动作迟疑不定，她看着点餐屏上的按钮，停顿了片刻才按上去，又抬头问我：“您要的是什么？”我又再一次地告诉她我刚才告诉的内容。小个子姑娘扭头喊道：“王阿姨，你快点！排队的人已经很多了！”阿姨哦哦地应着，手上却还是迟疑不定。小个子姑娘冲了过来，“你按错了！不是这么用的。”阿姨紧张地看着她啪啪地按着，双手握在一起。“看明白了吗？”阿姨又哦哦地应者，走到她让出的位置上，再一次问起我：“您要的是什么？”再过几日来时，她的速度依旧没有加快。这次我选择坐在一楼角落的位置，看看书，有时不时抬头看着阿姨。她带血丝的眼睛，缠着胶带的右手食指，还有额头的细汗。我没有再看到那个小个子姑娘，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她应该是不在这里做了吧。
常跟阿姨说话的是送外卖的男人们。他们从阿姨的手中拿到要送餐的地址，背着装满快餐的箱子奔出去，赶赴这个城市的边边角角。他们骑行的电动车电池换了又换。他们跟其他快餐店的人一样，为不愿出门的人们送去食物。我常想这些订餐的人，在我的视网之外，与这家快餐店发生了交易。他们的决定，带动了一个命令，再驱使一个男人骑着电动车，穿过街道，启动电梯，电话联络，敲门送餐。事情这样切割出来，是一个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如果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送餐的男人在骑行的路上，雾霾罩着整个城市，开车的司机与路边的行人，都有各自的目光。这个男人就在这些密密匝匝的目光交错之中，他有可能是只是一些行人一闪即过的印象，有可能引发另外一个人深切的感想，也有可能与一些人产生实际的联系，譬如电动车撞到了一个路人。一趟又一趟的骑行中，人生的诸多可能性都在萌动之中。
在长久的看书与观察中，我已经能准确地道出快餐店那些播放的歌曲。第一首是萧敬腾的《王妃》，歌声气势汹汹，如乌云铺天盖地，让人忍不住想赶紧打伞；第二首是杨宗纬的《洋葱》，沉痛而压抑地迫降到我的头颈上；第三首是Justin Bieber的《Baby》，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一直在耳边重复着……一直到第十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再一次重复萧敬腾的《王妃》。当我沉浸在书中时，他们喧嚣而模糊地震动着空气；当我看不下去，这些听腻的歌曲，像是铲子一样，一铲一铲下去，非要把我铲出门不可。这些重复的歌声是快餐店的节奏。有时我觉得不是活生生的人在看我，而是快餐店本身在观看我。这些静默的桌椅，废弃的纸杯，开启的玻璃窗，它们有它们的呼吸。我莫名地觉得我是坐在一个活物的红色牙床上，有人注视时它是物体本身，无人注意时它极细微地活动。它的内部和外部装饰，从当初的红色，变成了淡橙色、黑色和绿色；它的座椅从工业塑料升级到木质的或者彩色的小圆凳，甚至会有皮质的座椅出现。它悄无声息地变动，几乎无人在意。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停留又离开，声音、气味和心事却被吸纳在它的时间褶皱里，它无声地反复咀嚼后，从红色的牙床上吐出故事的粒子，弥漫在我的周遭，溶解到我喝的红茶里，渗透进我看的书中。
有一天有个女士坐在我的对面，我没有过多的留意。可是我再次抬头时，发现她一直在盯着我看。我尴尬地想低头，她冲我点头笑，我也咧着嘴笑了一下。“你读的什么书？”她问。“伍尔夫的《海浪》。”“好看吗？”“还不错。”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再次抬头，她还在看着我，眼睛里有隐隐灼热的光。我心想她究竟是谁呢？她为什么一直要找我说话呢？正寻思着，她突然问道：“你信仰上帝吗？”我一时噎住，不知怎么回答她。“这两天我一直看到你在这里看书，所以很好奇。”她从随身带的皮包里取出一本烫金的《圣经》，郑重地放在我的书上，“希望你能读读。”我待要把《圣经》归还给她，她已经起身快步走了。透过快餐店的玻璃窗，我看到她走在白栏杆边的人行道上。这时我才仔细看她，她扎着的马尾辫，米色双排扣风衣，贴身的牛仔裤，与周围的人群有着很不一样的疏离感。很快她走出了玻璃窗给我限定的视野。
当我观察他们时，原来也有人在观察我。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位女士，在暗处默默地看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在她的眼中，是带着可以做上帝子民资格的暗示吗？我不知道她，除非她再来寻我，否则我也不会从这个限定的视野跳出去人海中捕捉她。或许在我此刻沉思时，比如说对面一个有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眼睛一直往我这边扫，他是不是在观察我？又或者是马路对面大酒店二楼窗帘撩起的房间，会不会有个人看过来？我被笼罩在别人的视网之中。我们的视网波线相互交叉处，会不会有故事发生？而故事不常有，事故却是常有的。快餐店外马路的对面，一对情侣在激烈的争吵，隔着玻璃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只能看到他们的手和嘴巴激烈地运动着；一群闯红灯的行人在车流中走走停停，一个女人被急行的车子刮到了；一位刚从地下菜市场出来的大婶被自行车撞倒，篮子里的西红柿滚了一地……这些会在那个女士的眼中呈现吗？如果她看到了，会在心中如何思想？
一般我都是白天去快餐店的，晚上回到租房。租房狭小，且与厨房相通，每每房东做饭，油烟跑满一室，实在叫人没法待，我又回重新去快餐店。晚上的快餐店，更加地热闹。常有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吃着全家桶，大杯可乐里冰块哗啦哗啦响。窗外马路对面的楼群灯火辉煌，有人影在那窗帘后面走动。公交车站台上的广告牌上又一次换了最近要上市的电影宣传海报。我想起在这个站台我接待过一位游荡的诗人。他在这个城市的花坛里、公园的长椅上，银行外面的大理石地面上，依次睡过。在快餐店里，我请他吃了鸡腿、汉堡，他小口小口的吞咽，嘴里跟我说着他写的那些诗，又问我最近看的书。虽然他一天才吃一顿，可是他没有把手头的汉堡吃完，说是剩下的一半可以留到明早吃。我坐在我常看书的那个位置，他在我对面，谈论着巴列霍、里尔克，还有那个伟大的佩索阿。在周边收拾的阿姨斜眼瞟着他多日未洗的蓬乱头发，露出脚趾头的破球鞋——快餐店不欢迎像乞丐一样的人。等他吃好，我请他到我住处睡，房间里可以勉强打个地铺。而他连连摇手，拍了拍快餐店的长椅，“今晚我就睡这里啦！反正是通宵营业的。”阿姨远远站在楼梯的拐角处擦栏杆，大声地说道：“我们晚上十二点就关门了！”
诗人送了我一首诗后不知所踪，送《圣经》的女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常坐的皮椅对面，经常是空着的。那些端着吃食的顾客们见到我，总是避开，宁愿找到可以跟朋友、家人坐在一起的位置。每当我看到兴奋处，拍桌叫好时，他们吃惊地看过来，像是见到一个不合群的怪人。我喜欢我坐的那个位置，视野宽广，靠着躺着都很适宜。如果我来的时候，那位置正好被占了，我会百般不情愿地另寻位置坐下。那个坐在我的位置上的人，变成了我的观察对象。一待他们离开，我迅疾扑了过去。此时我就坐在那个皮椅上，由玻璃窗界定的视野看去，送外餐的男人回来了，正在快餐店门外换电池；而那个小个子姑娘从公交车站那边的站台穿行过来，身上穿的是日常的便衣。我心里蹦出一个惊喜的声音来：“呀，你又回来了！”她专心致志地往快餐店的门口走去，头发长长了，披散在肩头，一个蝴蝶发卡夹在她的刘海上。等我夹着书走下楼时，小个子姑娘已经换好了工作服，头发盘好窝在红帽里，动作依旧麻利，炸薯条，做冰淇淋，泡红茶，从柜台后的一角奔到另一角。待我开门走时，她正在对那个阿姨说：“这个是要带走的！带走的！你听到了吗？”阿姨哦哦地点头，等小个子姑娘走开去拿薯条时，又一次站到点餐的位置上来，问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先生，您要点什么？”（文/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