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一个礼拜五,我一个人走在学校主干道state street旁,穿着中国的那种有三条带子的凉鞋,背着一个国内800块买的levis 的斜挎包,下了四点半的课往宿舍走。走到一个路口,我停下,旁边的车也停下等红灯。夏末的拉法叶阳光让人有点恍惚,无聊之余我眯着小眼睛往旁边车里面打量。车窗外伸出一双得意洋洋的脚,一车挤了大概五六个白人。我侧过头的那一刻车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都看着我,仿佛在等着我转头去看他们,随后油门一轰砰砰砰开走了,留下一串笑声久久不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边纳闷一边往前走。约莫过了五分钟,又一辆车经过,车里也是一帮精液旺盛的男人,开着砰砰砰的音乐。坐副驾驶的人突然探出身来说:hey you dropped something。 我听了往身边地上扫了一圈,还没扫完就听见一车人尖锐的笑声,然后也是油门一轰开走了。
回去以后我问室友mike,说今天我有什么不对劲吗?他打量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又问,我穿的有问题吗,他看了一会儿,又说没有。Mike是个闷骚低调的富二代,有三双鞋,两双球鞋一双拖鞋。Tshirt也是那种印花都没有的屌丝装。平时我不搭理他他就一个人闷闷骚骚的看各种没有笑点的搞笑片。直到我一年后去他家才知道他妈是真有钱。这些都是后话了。他看我似乎对这两个没有不是很满意,又说,怎么了。我来龙去脉说了一下。他想了想,说;sorry to hear that。
10分钟沉默以后,他又说了句,sorry to hear that。
我知道他是真的很sorry,但是他就是闷骚。
那时候的我,和anti-social的mike其实是很相像的。我们总是关着门,他怕和那些张扬疯癫的脑残打交道,我是真的不想见疯癫状态下的白人。他们总是喜欢在扎堆疯癫的情况下bully那些落单而特殊的个体。
那时候,人们叫我regan。
室友这么叫我,RA这么叫我,我教他数学的同层楼的小哥也这么叫我。后来加入了club,club里面的人也这么叫我。
我记得regan是从一个单子上挑出来的。高一的英语课老师传下来一张单子,有各种名字和简单的注释,我挑了regan,因为注释说和阳光有关,后来发现和阳光有妹个关系。
regan叫着叫着,我也发现问题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叫我,我没有反应。我是一个喜欢走神的人,想着想着就听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而‘何天驰’三字,总是能有效的把我拉回来。regan却不一样,有好几次,别人叫我regan,叫了几次,我没反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而我仍是在用regan。感觉这样就能稍微被那个说英语的圈子接受,自己不再落单。
三年前的我,发生了很多的第一次。献血就是其中之一。献血之前我很兴奋,和mike说,中国制度太黑暗了,很多人卖血,针头都不换,后来都感染了艾滋病。现在终于可以放心的献血了。
类似中国黑暗论的言论我和mike经常讲起。我讲中国黑暗论,他讲美国黑暗论。有争着比那个更黑的趋势。也只有那时候,我们可以讲上三小时话。那时的我,一边坐在桌子前,讲两句搜一下单词,年轻偏执的那股热情让我再难说也要让mike搞明白,中国是多么黑暗。闷骚话少的mike则反之,再复杂深奥的美国黑暗论,也要用最简单易懂的词语讲出来,让我觉得,还是美国更加黑。
起先这样的时刻,大部分是在比起的呃呃呃中度过的,等到彼此突然明白对当的那一刻,感觉和把拉不出的粑拉出啦一样爽。后来慢慢的,呃呃呃少了,我也不那么觉得中国黑暗,mike仿佛对万恶的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渐渐展望未来,针砭时弊,一年恍惚间也就这么过去了。这些又是后话了。
回到献血的话题,那晚我兴奋的排着队,兴奋的填表,填个人信息。轮到我献血的时候,白大褂瞄了两眼我的材料,说:“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来这多久了?”
“一个月。”
然后他指着我鼻子,那瞬间我一直没有忘记,他说:Chinese,你们那里有传染病我们不需要你献血。
然后我就回去了,没吃到献完血后能吃的汉堡,伤心了好一整子。
07年温布利斯诺克决赛,是在丁俊晖和奥沙利文之间。决赛打到2比2平,可后来小丁只赢了一局,打到9:3时,丁俊晖上前和奥沙利文握手,表示认输了,最后一场不想打了。一向高傲不可一视的火箭把他搂到怀里,和他一起走进休息区,那一瞬间,丁俊晖的眼中都是泪水。
起因是观众,无论奥沙利文如何普通的进球,观众都爆发出掌声,对于丁,也有热烈的掌声,然而其中,总是夹杂着异样的声音。摄影机屡次掠过观众席,每每看到的,都是一帮年轻人,他们站着,扎着堆,吼着叫着。六年前的小丁虽然英语不是很好,但脏字永远是每门语言里最先学会的。当一次次失误打偏后伴随着讥讽嘲笑,对比着奥沙利文一次次入球伴随着拥护神灵一般的欢呼,丁俊晖再也撑不住了。
到最后奥沙利文和裁判也在一起去尝试约束那一撮以为自己在看足球的黄毛鬼子,可少数人的善良与理智却在沸腾的人群中显得那么脆弱无力。
后来渐渐的,我明白,让环境接受自己,不是靠着一个易读的名字,不是靠着改变自己去迎合他人。不是靠着跟风模仿,笑脸相迎却背后捅刀,不是靠着所谓的成功秘诀去投机取巧。我明白,尊重不是自己跪着舔来的,不是面红耳赤争来的,是靠实力站着别人给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丁的消沉之后,他又开始一次次的拿下冠军杯,一次次冲击147. 12年的一场难度极大的147,被后来人们用来和奥沙利文五分钟清台147的视频去比较。随着他影响力的增加人们也不再把他认作为一个运气好没水平的小鬼,观众席中更多出现的是对他尊重的理智的掌声。
大一暑假去俄罗斯的时候,我开始用自己的名字,虽然chi不好发音,但一个tian音足以唤醒沉思的我。和我一起去俄罗斯的三个老美和一个俄罗斯教授,也叫的朗朗上口。那一整个月没说一句中文,那一整个月让我明白,美国人是个多么傻逼的民族,我多么想说中文。
你爱上一个人,可能只需要一个瞬间,同样你和一个人分手,可能也只需要一个触及你最痛恨最脆弱的底线。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渐渐明白,我永远不会喜欢上美国这个国家,即使是现在,拿着七万美金的年薪,开着顶配的Q5也是如此。
从那以后,我先开始在食堂打工,最多一天连续干了13小时。早上天没亮雪地里走半小时的路去食堂,站上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万下。晚上收工了,只剩suppervisor了,我仍要求再给点活干,因为一分钟是一毛两分钱。
后来因为成绩好,被选上做grader。碰巧因为自己上课快,班里同学很多是和我一起入学的。很多人向我要求通融,要答案,要改成绩,都被我拒绝了。作业我一条一条对,不会的人我帮他们写好为什么错,思路怎么样才正确,快速。要我给答案的,我给他们讲不会的题目,改对了我再去批分。抄作业的,不管是谁,我都把名字报给教授。每次批完,还给教授写个作业情况统计,哪些问题常错,哪些同学不交。这些,没有人要求我去做过。同时,我也渐渐在中国圈子里没了朋友,因为我清高傲慢,我不通情达理,说话直来直去。
再后来,教授推荐我去做TA,管成绩,监考,上help section,批考卷。
再后来,我申上了RA,学校一年给两万三。包吃包住学费减免还发工资。
再后来Swiss Re来学校招聘,大家眼里每天不务正业,不做作业投机取巧的我,过了五轮面试,拿到了full time。
别人眼中我总是投机取巧,运气又好。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背后都是什么。可悲的是,总有那些人会说,早知道这样,我去做,也能得到这个结果。然而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么晚知道一点点,丢到了皇帝梦。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叫我regan。regan这个发音,越来越陌生,仿佛是另外一个人,似曾相识又距离遥远。swiss re面试的时候,老板问我,你有好叫一点的英文名吗。我说,我英文名没有,中文实在难叫,就叫我泡菜,因为泡菜的发音比较相似。
从此以后,我便没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文/何天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