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年从美国小镇回到高楼林立的北京时,我坐在从机场回家的车里,像个从乡下进城的小孩一样扒着车窗望着外面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高架桥--我打开窗户,呼吸着颗粒感极强的空气,这空气中混杂着汗臭,尾气,羊肉串,烤肠和鸡蛋灌饼的味道。“北京真好!”我兴奋地跟我爸说,“美国简直是无聊死了!”
许多中国学生问我费城乱不乱,纽约乱不乱,我会说乱,但是是不一样的乱。美国很多人厌恶纽约,觉得太过拥挤与浮华,几十年逆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使得美国人把城市看做一个活动中心,即上班和社交的地方,而自己私人的空间则是郊区或者小城镇。而中国人习惯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交集,比如筒子楼,比如城市公寓,比如军队大院。
有一次在饭桌上朋友A 谈到意大利,A说在意大利东西被偷,并且说到意大利城市里很乱,和其他西欧国家截然不同。B马上接道:“这才说明意大利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嘛!你看那些文明古国,哪一个现在不“乱”的?而像美国,新加坡,日本这些历史相对短的国家,得再有个两千年也许才能达到这种‘乱’ ”。
B的话不无道理。印度,埃及,意大利,中国,土耳其,如今都不是秩序井然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说历史越长的地域就越复杂,同时也越难规整。中国从历史上来讲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来同化其他国家的文化。而当五千年的文化于这只大熔炉中翻滚一遍又一遍出来以后,它便难以定义,难以概括,且难以分析。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的规矩便难以去真正束缚人民,由此便也失去了它们的功用。
从十九世纪西方开始侵入中国时我们便开始采用西方的眼光,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下便可以像西方一样达到高生产力,引领时代。也是在那个时候,秩序和规矩变成了主流标准。直到现在,我们还将自己旅游和移民的目的地定为美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有着简单而严格秩序的国家,并且认为这些国家才是和谐社会的模范。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试图去从历史的观点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孔子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
所以与其将国家或者地域的发展视为从A点到B点的有目的的运动,对于已经无数次从A到B,又从B到A,再从A到C的古老文明而言,现代化,或者是说“进步”的过程已经被无数次重演。而当今发达国家的进步过程,实际上只是古文明国家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辉煌阶段的镜像。
基辛格同时也说道: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循环的,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能用千年以前战争的战略思想来指挥今天的战争。
这些文明古国,早在其他国家还未成型的时候就曾经辉煌一时。当古希腊正处于其黄金时期,城邦小国寡民,独立自治时,现今瑞士地区还是凯尔特以部族形式迁徙征战的时候。而如今希腊经济危机,而瑞士却是人均GDP超出7万美元的富裕国家。但是谁又能说,如果瑞士再发展两千年,又会不会有人在地铁里吆喝发广告呢?
“乱”,并不代表不好。也许这种“乱”,会使得经济发展缓慢,会给管理带来麻烦。可是就像毛所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有“乱”,才有创新,才有脱颖而出的能人,才有碰撞的思想。很多欧洲朋友来到中国都激动地告诉我,在这里“有事情可做,因为有事情发生。” 他们喜欢露天的市场,喧闹的街道,甚至是拥挤的公交。不要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了,就是城市的东西两边都能有大区别。国外是“好美好静好寂寞”,而中国则是“真脏真乱真精彩”。可是如今我们还似乎无法从污染的空气水源和上涨的房价中脱身,也不知何时能够开始享受这“乱”的味道。(来源/壹心理,文/王逅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