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主义时代

大约一百年前，还是个17岁少年的Walter Judd渴望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学习，他的父亲告诉他，虽然家里很愿意支付他的两个姐姐的学费，却不打算给他一分钱。
他的父亲解释说，他虽然相信自己的儿子有天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同时又担心他走错路，而一些艰苦的体力劳动会帮助他认清方向。
于是，Judd登上去往大学的火车，在上午10点半到了站，12点15分，他已经在Y.M.C.A（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咖啡馆找到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在大学的第一年里，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甚至直到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才有了第一次约会。
Judd终于成为了一名极具胆识的传教医生，还曾在1943年到1963年间担任过国会议员。故事很简单，却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在那个时代，通过洗盘子读完大学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人们认为底层的工作是高贵的，相反，上层的工作却更加危险。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道德体系是上下倒置的，劳动阶级是自律的，有钱人却容易迷失人生的方向。

这种观念有着宗教渊源。在《旧约》中，上帝从不会挑选那些最强大的、最了不起的民族成为自己的子民；他会选择一个弱小的、卑微的群族。犹太《圣经》中充满了流亡者的身影，他们来自社会的底层，尽管如此，却被赋予了重大的责任：摩西、约瑟夫、扫罗、大卫还有以斯帖。
在《新约》中，耶稣曾为贫穷者祈福：“神的国是你们的”，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在《哥多林书》中，保罗写道：“你们中许多人没有权势，也不曾被定义为世俗的聪明；你们没有高贵的出身。但上帝偏偏选择那些愚笨的人，来让聪明的人感到羞愧；选择那些弱小的人，来让强大者感到自卑。”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地位不由世俗成就所定义，而取决于上帝仁慈的接纳。“不要再苦苦追寻，不要再刻意表现，不要再有所企图，只是接受你被上帝接受的样子。”
这种倒置的体系也存在于世俗社会中。共产主义小说和电影总是把劳动阶级描绘成国家道德的基石，在Frank Capra的电影《约翰·多伊》中，普通人是大地之盐，富人是值得怀疑的。并不是美国人排斥成功者（这可是美国！），但如此倒置的体系确实无处不在：《圣经》中、劳动阶级的理念中，甚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人们质疑成功，谴责那些雄心勃勃、不断向上攀登的人。
这些年来，宗教在公共文化领域扮演着越来越不重要的角色。同时，这种倒置的体系开始分崩离析，精英主义盛行。这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相信商业的律条，开始在各种领域使用经济学的词汇，比如“人力资源”、“机会成本”等等。大家变得不太担心那种被William James称为“道德的软弱”或者“不择手段的成功”之类的事情，而更倾向于以职业化的标准衡量人们的日常行为。
用以描述品性的形容词也发生了改变，像带有放弃意味的“自制”（renunciation）一类的词变得不那么流行，因为看上去会阻碍成功，而以更积极的“自律”（self-discipline）取而代之。
富人曾一度受到排斥，在成功的愉悦和尴尬中寻找着平衡，遵循着一种被Charles Murray称为的“适宜的准则”（没有华丽的衣服和车子）。就在不久前，富人还小心翼翼地在他们成功的光泽之上假饰铜锈，如今，这层铜锈已越来越薄。
现在的人们更多沉溺于各种无关事实的吹嘘，从名车豪房，到某个小岛的奢靡假期，还有形形色色的奢侈品，即使是在Facebook上点个“喜欢”，也大半是和追逐流行相关。
或许这种基于竞争的体系也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更多的活力。现如今，不再有一家独大的说辞，成功者不再为成功所困扰，而不那么成功的人，却已经无处藏身。（来源/财经添加，文/大卫·布鲁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