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我的近视史

我对于孤立无援这件事最初的理解，可以回溯到幼儿园查视力表的时候。

早在幼儿园大班我就看不到1.0了，大约只有0.8的视力。一手举着铁勺子，贴在眼皮上冷得钻心，一手攥紧紧的，徒劳地用讨好的口气试探：“医生阿姨，是往左吧？要不然就是往上。”

医生阿姨回我一个轻慢的眼神，仿佛对错都不值得宣布，不耐烦地把小棍子往上再移一行。五岁的我那时真是难过极了，不知辜负了谁，总之心里很明确，自己原是让人失望的，事事不是努力就有回报。

我近视这件事让我的妈妈非常担忧，生怕我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大马趴跌倒在起跑线上，因为我的母系家族有高度近视的历史。妈妈的三个姑姑都戴着快两千度的大眼镜。逢年过节去姑奶奶家，都能看到三个差不多模样的老太太齐齐凑在一起打扑克，镜片上一圈圈又一圈圈，圆环套圆环，比江上落雨的涟漪还繁复，居然也打得风生水起，谁作弊偷牌都捉得见。

我妈从小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偷看小说，加上遗传的威力也落得个深度近视，她爱美不好意思配足度数，大学时代经常看不清迎面而来的人是谁，久而久之在女生中有了孤傲的口碑：文学系的赵小姐从来不主动与人打招呼。

不过男生中的反馈就大不相同，我爸爸的现身说法是当初小树林边你妈怀里搂着一本《红与黑》翩翩走来，天呐，世间怎么有女孩儿眼神这样迷离忧愁，顿时惊为天人，每日围追堵截，结婚以后才发现是近视加了点散光，直呼上当。


为了让先天近视基因最小化地作用于第三代的我身上，妈妈费尽心思。记忆中看眼科总是周六的上午，有家医院的儿童眼科据说是全国最好的，必须早起才能挂上专家号。冬天的时候，妈妈会把我的毛衣和棉毛衫一件件展平，小心夹在她的两层被褥中间再睡，第二天早上就有暖和的衣服穿。即便如此，早起对我来说还是一项酷刑。不吵一架绝对出不了门，一路气鼓鼓地跟在妈妈后面，有时进门了还满脸蛋泪痕，医生护士都笑。

我当时的主治医师是个年轻帅哥，去年听说他女儿都结婚了。陈医生查视力就温柔多了，总说鼓励的话，让我不要挤眉弄眼地硬猜。最初的诊断，我可能是儿童常见的假性近视，及时矫正完全可以回升到正常视力水平。于是每天睡前醒来要点许多不同的眼药水，原理好像是夜间扩瞳，白天再收缩。

有时候上学起迟了，就稀里糊涂点错眼药水，一整天都朦胧度日，只求老师千万别点我名回答黑板上的问题。我在小学交到的第一批好朋友，也都是小眼镜。只不过随着发育和矫正，大家渐渐都恢复了，只有我一个人弄假成真。

好在度数不算深，左眼五十，右眼一百的混到了初中。除了上课时不戴眼镜看不见黑板，其余上学放学是绝对不需要戴的。我和我爸对这个结果都挺满意，唯有我妈是警醒的，时刻观察我的视力动向，搜罗对眼睛好的各种偏方，猪肝胡萝卜更不再话下。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电视里流行一种视力宝机器，造型像大号望远镜，内有鲜艳的画片忽远忽近地移动，配以街头大甩卖的劲歌金曲，广告中的小孩每日把眼睛贴在上面看十五分钟，耳聪目明学习好。我妈对新科技寄予极大的期望，结果却惨不忍睹。不到半年，就把我辛辛苦苦纠正过来的视力又打回原型，甚至更糟。而且不知是扩瞳眼药水还是这个视力宝，我到现在在太阳地里也总容易流泪。


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妈妈的一切方针，阳奉阴违地开始了青春期。我是一个没有少女时代的人。那时侯隐形眼镜和离子烫并不普及，也不晓得（不屑？）晚餐避开淀粉，俨然一个壮硕的卷卷头眼镜痘妹，书桌肚里一堆漫画小说上课就满头苦读，在试卷背面和语文老师掐架，跑八百米永远喘得像牦牛，脾气差，古怪得很。饶是这样，居然也还有几个男生喜欢过我。现在想想心里挺感激的，他们为此承受了许多来自同伴的嘲讽，以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应该压力很大吧。

我妈为了挽回视力宝这场滑铁卢，又听信同事的邻居小孩用中医治近视颇有成效，就逼我再去试。好在中医诊所离学校不远，我可以趁午休的空档溜出来。进门先掏出就诊卡来打个勾，再贴满一耳朵小药泥丸子，然后埋头在椅子上给人按穴位，长条案上一溜排趴了不少小四眼，难兄难弟一起嗷嗷直叫唤，按完散了架似的滚回去上下午的课。不知哪天，小诊所唰地就倒闭了，换了针灸减肥的招牌。我从门帘里窥了一眼，好像白大褂里装的人倒没换。我的中医治眼工程也就随之告罄。

上高中以后妈妈不再管我的视力，我也觉得没有再管的必要。那几年我们在忙更要紧的事，彼此仇视并撕咬。只记得有一次我偷偷摸摸戴劣质的美瞳，弄出结膜炎，我妈领我去开药，“你活该”。我气得大哭，如果不是遗传你，我会近视吗，用着戴什么美瞳吗……我把青春期所有的不幸不快统统归结到一个母题里。

我高中的班上有个短发女生，镜片最厚，总坐在第一排前面靠讲台的加座，她就比我豁达得多，每次体检查视力，爽爽快快摘下哈利波特样的大圆眼镜，不等医生的棍子指上视力表，朗声先报：“最大那个向右，第二排是上下，其他通通不知道！”同学们和医生都大笑起来，她也咧嘴重新戴回眼镜，从座位上站起来。为此我很是敬佩，到现在都还记得这般侠女风范。

今年过年的时候给妈妈寄防眼底黄斑病变的叶黄素，在电话里聊新年计划，随口问妈妈26岁的心愿是什么啊。她顿一顿，语气很迷惑，“嗯……26岁啊，就希望你能好带一些，生活容易一些罢。”挂掉电话我才真正意识到，妈妈是在比我现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成为了我的妈妈。生我养我，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生育经历。怎么会不出错。

现在想来，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妈妈对待我的态度其实不是对待女儿，而是对待同龄的女友或者闺密的态度。比如我贪玩或者做错事，她就同我认认真真冷战许多天。没有要把我当小孩来惩罚和教育，她要和我争论，和我辩驳，和我亲爱，又和我别扭。

而那时的我呢，对于母亲的要求简直就和封建王朝的农夫对婆娘的要求一样简单粗暴。我总是心中纳闷，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每天做好饭、收拾好家就完了？我只想要便捷的食物和生活上的照料，至于精神和智识上的交流，那是最好一点也不要。

我们就这样彼此误会了好几年。直到我真正离家在异国开始独自生活，我们才仿佛又变好了，就像人老花了以后，近视度数反而可以冲掉一点。我爸总笑我和妈妈是刺猬，一挨着就扎着，不挨着又想着。

前一阵子的母亲节，我梦见小时候。午觉起来口很渴，就下床找妈妈。家还是老式的苏联红楼，妈妈在院子里，我隔着窗玻璃偷看她晒被子。逆光中，妈妈瘦瘦的肩骨上扛着厚棉被，一遍遍奋力地往晾衣绳上搭，每甩一下身形都跟着摇晃一遍，却怎么也搭不上去。醒来后我怔怔的，不知怎么就想起来我的近视史，梦中的那个姿态就好像妈妈为了守护我的视力，竭尽全力同庞大的基因作战。

虽然后来我终究还是近视了，四百多度的样子。近视对于我们整天做考卷玩电脑长大的一代来说，当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偶尔还有人赞我眼睛生得美，所以并没有人知道我的妈妈和我，为了我的眼睛做过了多么长久又荒诞的斗争。（文/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