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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何以迷狂于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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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7 21:54: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无形的希望,往往寄托于有形的偶像。

潜在的信仰,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迷狂。

本人年轻时,曾认识一个如醉如痴的“山口百惠”迷。

她自从看了一部山口百惠主演的片子以后,就象飞蛾撞灯般地迷上了这个纯情而内向的少女形象。只要哪里上演有山口百惠的片子,她不吃饭、不上课,从东城跑到西城也一定要看。有的片子她明明感到情节枯燥,属于粗制滥造的等外品,但她仍然一遍又一遍地看,因为她要看的只是百惠。只要百惠一出场,她立刻觉得银幕上光彩四射,画面是那么美,语言是那么美,连故事情节都变得那么美。电视里只要一播有山口百惠的连续剧,她就死守在电视机前,谁也不许动一动按钮。父母和姐姐实在忍受不了那连篇累牍的“血的锁链”的折磨,只好把彩电让给她看,自己则挤在小屋里看黑白的。

除了看电影、电视之外,她开始广泛搜集一切与山口百惠有关的图片和文字,从影视刊物、报纸、宣传画、挂历,贺年片到印有山口百惠的自传,录音带,她甚至弄到了一种据说是山口百惠的签名,练得惟妙惟肖。她还运用自己有限的绘画能力,临摹和制作了上百幅山口百惠的画像。



她一开始,到处与人谈论山口百惠,从发式、体型,到微笑时先抬哪边的嘴角;从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与宇津井健,到山口百惠与黑社会。渐渐地,她不再与人谈论了。以至对别人的谈论连听也不听。不了解的人以为她不再对山口百惠感兴趣了,实际上是她对山口百惠的熟知已经到了远远超过别人的程度,别人的谈论在她听来,都只能算作“入门知识”,根本不配与她谈论。她自己的水平,已经称得上是一位山口百惠专家了。她虽然到了“曲高和寡”的境界,但只要别人真心向她请教,她立刻会滔滔不绝地给你从山口百惠的家谱一直讲到上个礼拜山口百惠的孩子感冒了,至今还没有出院。山口百惠简直成了她生命的支柱,她仿佛就是为了山口百惠而活着,尽管山口百惠根本不知道中国会有这样的一个中学生。

她的外号从“百惠迷”变成了“百惠大师”,知名度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几名记者采访了她。她迎接记者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我代表山口百惠谢谢你们!”她兴奋地打开抽屉,打开皮箱。一本本装订整齐的剪报册、画册,以及手帕、汗衫,摆满了一床。记者惊叹说,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完备、这么精美的山口百惠的资料,你简直可以编一本《山口百惠辞典》了。

当问她何以会有这么高的热情时,她却说“我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只是特喜欢她,就是喜欢,越来越喜欢,一看见她的镜头、画像,或者是名字,心里就特轻松、特舒畅。一埋头摆弄这些的时候,就把什么都忘了。心里头干干净净地就想着她。我觉得她每天就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性格好象也变得更内向了。有时候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儿,心里头默默地念念百惠,就不那么烦了。家里人都说我得了‘迷症’了,可我觉得自己挺正常的。你们说我崇拜山口百惠,我就是崇拜她,又怎么了?我们班长是我同桌,他崇拜海灯法师,总与别的同学练什么二指禅。他其实也挺正常的,还是三好学生。干嘛不能崇拜个谁呢?又不是迷信。你们不崇拜山口百惠,那你们是不是也崇拜点别的什么呢?”

记者一时间感到无法回答她的反问。

是的,中学生对于“不崇拜点儿什么”似乎是不能忍受的,尽管被问到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都说:“我什么也不崇拜”。因为信仰问题是一个内心世界的问题,许多人不愿意让他人知道自己在崇拜什么,那不等于自己跪在庙里磕头、让别人倚在门框上看热闹吗?还有许多中学生虽然在崇拜,但自己确实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因为崇拜是非理性的,它在浅层次上是盲动的,而深层上则是迷狂的。盲动与迷狂变幻着快慢步,在当代中学生的信仰舞台上交替起伏。

上面那个山口百惠迷的例子表明,她的崇拜行为从动机、起因,到发展、沉溺,都没有经过理智的思索,而是完全本能上的一种直觉认同。从“一见钟情”,到至死迷它,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也许是山口百惠那种文静中的刚毅征服了她,也许是山口百惠那种介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的特殊的美丽深深打动了她,但她决不去思考这些,不去思考偶像与自身之间的因果链条。偶像就是偶像,偶像是不能怀疑、不能分析的。

在基督教的上帝死亡之前,谁敢问一问为什么上帝要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就是在今天,西方拍了一部把耶稣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的电影,还遭到了许多基督教徒的责骂。

英国有个叫拉什迪的作家,写了一部有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结果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愤怒声讨。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把他判处死刑,并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干掉拉什迪然后来领赏。吓得拉什迪不得不寻求警方的保护。

我们且不管谁对谁错,反正这足以说明偶像是不能触动的,偶像是崇拜者的命根子。偶像一旦可以怀疑,可以触动,可以等闲视之,那它就已经从偶像的宝座上被请下来了。

中国民间过去信奉灶王爷。祭灶需要去买一张灶王象时,不能说“买”,而必须说“请”。这个节目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变成了新的花样,买毛泽东的画像也必须说“请”。人们这样小心翼翼地尊崇偶像就似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到了偶像不再成为偶像时,一切又都正常了。今天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去“请”灶王爷了。1990年元旦前后,北京市有些新华书店处理一批积压的毛泽东画像,许多中学生好奇地一买就是一大叠,相互议论着:“真便宜,才三分钱一张,唐老鸭还三毛五呢!”这话在那些曾经“请”过毛主席像的成年人听来,真有点哭笑不得。

但是中学生自有他们的偶像,在这偶像被他们所“热恋”时,也是不能容忍亵渎的。那个山口百惠迷不屑于去听别人议论山口百惠,就是因为那些“低层次”的谈论在她看来多少是对自己偶像的不严肃。

当代中学生在偶像崇拜上具有以下特点:主体的迷狂性,客体的多样性,情绪的群体性,行为的短期性。

迷狂,从来是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状态。

封建时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夜背诵着子曰诗云,八股六艺,期待着科场如意,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一种迷狂。

革命时代餐风宿露,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要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换取新世界的到来,大义凛然如刘胡兰,英勇无畏如谢荣策,这是又一种迷狂。

文化大革命中大串连、大批判的红卫兵,是一种迷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向科学进军,人人争做陈景润,人人争做李四光,也是一种迷狂。

随之而来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也是一种迷狂。

而当今这一代中学生的迷狂,在心理上更具有非理性的色彩,在行为上更具有极端化的倾向。

当代中学生一旦“迷”上什么,往往是丝毫不加思索的。美国电影《霹雳舞》,曾在中国的中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霹雳大潮。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三五成群的中学生在“走太空”、“擦玻璃”。这种对人体机能要求极高的舞蹈仿佛是专门给这些处于身体最佳年龄阶段的中学生预备的。街头巷尾之外,舞厅里也挤满了中学生,别的舞不跳,专玩霹雳,翻不尽的跟头,转不完的陀螺。许多中学生废寝忘食,逃课弃学,在筋疲力尽的兴奋中“沉醉不知归路”。有的平时十分节俭的学生却在跳霹雳舞上花费了数百元,这还不包括置办一身象样的“霹雳服”。学校的操场上到处是“机器人”和“天外来客”,医院里增加了不少各个关节扭伤的患者,有个中学生就死于颈部的扭断。哈尔滨市的报纸曾有家长呼吁禁止舞厅对中学生开放,而北京的许多大学生在举办文艺活动时,一定要去附属中学请来几位霹雳大师表演压轴戏。影片《霹雳舞》,这些中学生是每逢必看。一时间,谁不会“抽筋儿”,真显得太落后了。

一个霹雳舞技达到“明星”级的男生说:“平时我好象看不见我自己,只要一跳上霹雳,我就看见了”。

这种感觉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全身关节的依次抖落、扭转中,中学生们从强烈的肉体刺激中感受到了内生命的存在,感到了“这是我在动,是我在跳,我操纵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我”。就这样,在剧烈的天旋地转中,他们找到了自我偶像的完成。这自我偶像的意义包括青春和生命、力和美、反抗和超越,等等。

偶像的极端性反映出中学生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决反抗。

当代中学生的迷狂还表现在当他身陷偶像的“彼岸世界”时,大有一种“义无返顾”,“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决绝态度。要他放弃偶像,就象从小孩的怀里夺走心爱的洋娃娃一样,他在心理上万万不能承受。

迷狂就象喝酒,有的人一杯醉倒,有的人千杯不醉。迷则狂放而无羁,狂则迷途而不知返。感情专注,心不旁鹜,对于思想、性格都还没有成熟稳定的中学生来讲,只有偶像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了。家长们常常互相交流说,我那孩子最近又迷上什么了,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中学生的迷狂不同于成年人的谈恋爱或是个人癖好。后者是私人的、隐秘的、自我满足的,不求显扬的;而前者之所以“狂”,就狂在大多要张扬、要暴露,要伴随着大规模、大幅度的行动。心惑曰迷,行放曰狂。中学生一定要把心底对偶像的迷醉通过行为上的狂放之举表现出来。这种狂可能是有一定节制的,可能在家长和师长的面前收敛或伪装的,但无论如何,中学生自己是要认为已经够劲了,已经足以表达出对偶像的一片真心了。

与主体的迷狂性相应的是客体的多样性。

当代中学生所崇拜的偶像数量之多、种类之杂,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偶像又因时间、空间的不同形成各种差异。

如果要给这些偶像分一下类的话,首先可分为人与非人两大类。在人物偶像中,可分为明星人物、政治人物、模范人物、虚构人物、身边人物。如果更换一个划分角度,则又可分为英雄偶像、道德偶像、事业偶像、审美偶像。

分类不过是为了便于描述,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需要和实用,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分出新的种类。

在人物偶像中,明星人物占了绝对的优势。每三个中学生的偶像,就有两个是影视歌舞体育明星。当代中学生同时有几个偶像都是明星。这一点是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当代特色。

当今的时代可以说是明星的时代,明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明星的出现和更替已经越来越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完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操纵性。日益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把一颗颗明星送到每一个人的面前,打入每一个人的脑海。时代精神的变迁几乎可以用明星的衰与荣来作里程碑。明星闪光的时间虽不长,却能在其最灿烂的阶段,充分满足社会的精神需求,强烈震动人的心弦,迅速征服那些寻找偶像的灵魂。

与其他人物相比,明星最贴近人的内生活,同时又最不干涉人的内生活。明星并不向人要求什么。他对你毫不施加压力,而只是以自身的魅力吸引你。他表现出了你的欲望、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梦想,但却并不贴上你的标签。他好象是从你心里飞出去的一个精灵,把你的胸臆挥发得淋漓尽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回到你的心里。他与你的关系,只有你们两个知道,除非你要公布、要表现,否则,谁也不会知道你是否崇拜他。这好象是一场无记名投票,连明星本人也不晓得到底有那些人投了他的票。

明星的这种社会学特点,非常符合中学生开始要求自尊和独立的年龄特点。明星本身又往往是一个代表了某些价值观念的符号,明星的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价值观念剧烈演变的心电图,正表明一代胜过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否定趋势,这又从心理学上对了中学生的胃口,至于崇拜什么样的明星,那就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了。

但更能显示出中国中学生特色的,是有相当一批的男女青少年崇拜政治型人物、模范型人物及事业成功型人物。这在数量上和迷狂度上都是海外中学生所不及的。

美国进行过的多次统计调查表明,美国半数以上的中学生不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有个学生一直以为美国总统是华盛顿。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崇拜林肯或者是撒切尔夫人。多数人对政治风云人物顶多只是羡慕,并不当作自己的偶像。美国曾有一些青少年开展了学雷锋运动,他们戴着印有学雷锋字样的袖标,身穿印着雷锋头像的服装,去做一些助人为乐、扶老携幼、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知道雷锋是谁,有的以为雷锋是圣经上的圣徒,有的以为雷锋就住在加利福尼亚。美国西点军官学校把雷锋作为道德偶像正面灌输给学生,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是极少的。美国多数中学生崇拜的还是橄榄球、棒球明星、流行歌王、大款乃至黑社会的头目。

崇拜政治型人物似乎是中国青少年的传统。古时的信念就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出将入相的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经过上山下乡暴风雨的猛烈冲刷,仍然存在。当然,中学生崇拜政治型人物往往更能集中体现中学生的人生信仰。

有的偶像并不来自现实或者作品,而就是崇拜者本人制造的,这与上帝的产生原理完全一致。一个初三的女孩子深深地迷恋着白马王子,但她并不知道白马王子的故事,不知道白马王子是什么时代、什么国家的人物,根本不知道白马王子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常常听到人们说“白马王子”,说某个出色的小伙子真象个白马王子。她就单从字面上感觉到白马王子一定是个骑着洁白的骏马、而且他自己也一定象白马那样英俊、矫健的青年。她进一步展开想象,想到王子高贵的出身和教养,迷人的风度,优雅的谈吐,高超的骑术和剑术,又勇敢,又善良,骑着那匹神驹似的白马,穿越千山万水,到处救苦救难、尤其是帮助她这样胆小怕事的女孩子。再进一步想到王子漂亮的服饰,温柔而有力的声音,闪烁的目光,发亮的宝剑,甚至想到一幕幕王子救苦救难的片断。想象渐渐联成一片,白马王子银光闪闪,十全十美地定格在她的脑海中。她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白马王子更高尚、更圣洁的形象了,生活有了白马王子才充满了活力。白马王子简直可以等于生活本身,可以让人向他祈祷、祝福。就这样,一个上帝在她的心灵里诞生了。

还有的中学生,对大名人、大明星无甚兴趣,对虚构人物则认为是假的,没意思。他们只关心活在自己视野之内的那些身边的人。从这些身边人物中找出值得崇拜的人来。

有的崇拜父母,小学时常挂在嘴边的“我爸爸真棒!”变成了挂在心头的偶像。

有的崇拜哥哥、姐姐,“我哥哥考试从来没得过第二!”这样崇拜有时容易导致阿Q式的“我从前比你阔多啦”的精神,但也可能催人奋进,勇于竞争。

有的崇拜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异性教师。这种倾向走到极端会成为师生恋爱。这在琼瑶的言情小说中是一种很拿手的模式。应该承认琼瑶确实反映了现实,但她同时也美化了现实。对于中学生里的这种倾向加以美化,是弊大于利的。

有的崇拜同学、朋友、邻居、亲戚,只要他们在某一方面显得很了不起。

这种崇拜是活生生的,极为现实的,没有过多的理想和虚构成分。偶像一旦建立起来,一般都比较持久,因为这是在长期经验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以上对偶像种类的考察基本是偏重于社会学意义的。如果从偏重于心理学意义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学生对偶像的选择是重英雄而不重道德,重事业而不重审美。这也可算是迷狂表现的一个侧面吧。

象涨潮落潮一样,旧的偶像被中学生们抛弃在记忆的沙滩,而新的偶像一排排涌来。中学生们迎着风、迎着浪,狂热地扑上前去,呐喊着,奔驰着,好象原始人在围猎一头庞然大物。他们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自己所围猎的,究竟是什么。(文/孔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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