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还是城市，上海就是机器了

如果你在清晨去过上海虹口区的鲁迅公园，会看到偌大的公园被大量晨练团体分割占据，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有时候团体之间还会为了争夺场地、界定边界而起争执。如果你在黄昏来到因为城市重新规划而突然繁华的五角场，可能会看到其中一角的高档商场门前，数十位中老年人正顶着寒风，甚至冒着细雨，在车流边、霓虹灯下的街角上跳舞，集体舞、交谊舞都有。

这种寸土必争的晨练和黄昏十分在公园和小广场的集体舞，多年来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风景线” ——抛开这个老派的浪漫化叫法，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却是城市空间的逼仄和娱乐空间对于这些中老年人的不友善。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下阶层，曾经是国企工人，至1990年代初——正如他们当时还享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保障——他们曾拥有工人俱乐部和其他一低消费水平的舞厅和健身场所。跨入新世纪，忽如一夜，遍寻上海滩，这些空间已经不见。上海已是一座巨型消费城市。所有在广告中出现的消费场所，那些所谓的“商圈”，都已瞄准高收入人群，他们通常是月收入五千以上的年轻人或者家有第二、三套房的中年食利者。有一次我和五角场跳舞的中年人聊天，他们说他们清晨在两座商业楼之间的步行街上跳，晚上就来到街角。最大的愿望是可以去环岛中央的下沉式广场上跳，可是有关部门不太让。关于这块下沉广场，如果你有偏头痛，晚上不要去那儿，因为从你头顶穿越的中环线高架桥体外裹着一个缀满LED（发光二级管）强发光体的钢铁巨蛋，夜幕降临，无数个电子发光体就开始剧烈闪烁舞动。于是它也不再是一个广场，因为它不适于稍久的逗留，只能被用来取道斜穿五角场环岛，同时给初见它的人以片刻的震惊。



一些美国孩子来到上海短期留学，到处走走看看。离开的时候说，对上海最深的印象是：走路比骑车危险。这不是说在这里骑车安全，而是说上海的人行道对行人来说太不好走。上海像是一座敌视人行道的城市。中心城区的人行道不仅大多十分狭窄而且存在种种不可搬动的障碍——形态各异的广告牌、配电箱，或是那些路边的高层建筑附带的巨大的大理石砌成绿化带（它们通常只种草和灌木，却挡住人们的去路，不过也昭示了它所归属的建筑物的权威）。没有经验的行人不得不接受来自这些障碍的挑战，同时留心着那些因为缺乏非机动车道而混入人行道的助动车、自行车。狭窄而繁忙的人行道的典型是福州路和淮海中路，看着狭窄的人行道上高速穿行的人群，你会怀疑：缩减人行道宽度的背后有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动机，那就是：人们将不会闲散地信步于街头，更不会在街头长凳上闲坐观看梧桐叶间斑斓的阳光。为了不被后面的人流冲撞或鄙夷，他们只能快速行走——去上班、回家，或者购物——城市就这样维持着一往无前的动能。

各种奇怪的装置占据着上海的人行道和其他的公共空间，它们在这座城市中都为广告争夺着城市空间：

浦东街边的公交站牌是截面边长半米的等边三棱柱体，它的一面张贴线路信息，其他两面广告。这个服务和广告一比二的比率是固定的，如果靠站路线太多，棱柱一面容纳不下，那么一定是增设一个三棱柱而不会用一个棱柱的广告面。狭窄的人行道就这样又被吃掉了几块。从前的站牌只是一根铁杆上的一个铁牌。遍及全城的公交车里装的是LCD(液晶显示屏)，放的是广告、过时廉价节目和新闻各占三分之一的“移动电视”，电视公司的主持人的开场白总会报一遍这个传播系统的覆盖面的数据，为了让人记住：全上海坐公交车出行的人都逃不开这张网络的影响。光是占领车厢空间还不够，这些“新媒介”的经营者们还懂得深度挖掘这个空间的商业价值。曾经有人发现，“移动电视”里的上海城区天气预报把上海分成十几个小块，分别播报，内容自然是大同小异。诧异之际，又发现不同的广告随着预报内容的而转换，问题迎刃而解：把一座城市的天气拆碎播报就是为了能插入更多的广告。毫无疑问，在这种空间里出行，视听感受是恶劣的。

夜晚在外滩眺望黄浦江对面的“小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你无法回避两块各由一座高层建筑外墙改装成的巨大的LED屏幕，一会儿播着广告，一会儿滚动着精神文明口号。错愕之际，你低下头放眼江水，正看到一艘小船背着一块比船体大很多倍的LED广告屏幕“突突”地驶过江面，理所当然地劫持人们对黄浦江的目光和关于它的思绪，这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那种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又荒诞不经的疯狂。

上海是一座其城市空间被尽可能用于商业的城市。在上海，商业对于城市空间的定义和塑造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多人从观念角度批评上海的城市建设逼仄、局促，似乎上海的城市规划和营造所具有的问题只是一些人本主义的观念之风还没有刮到这里的建筑师和规划官僚耳边。可是，如果考虑上海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可以让我们从这种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上海是中国在急剧的经济发展和痴迷于经济发展时期的经济发动机。它背负着国家指派的沉重的经济发展指标。为了完成这些指标，这座城市不得不将其一切公共空间商业化。在这种大的趋势下面，有识之士们即便去倡导和干预，都是杯水车薪。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在将一部分人口逼向社会和经济的不可见处的同时，边缘化、压缩，甚至没收着他们的生活空间。同时，它将通过翻新或清空而得到的新的空间变成营业性场所，广告的载体，或是交付那些炫耀资本权威的侵犯性的建筑形式。

在这座城市里，人感到渺小、孤单，周围是如此陌生，不可逗留，无处可去，夜间或周末想出门娱遣，最终往往只不过是去消费。被资本和官僚权力改造过的城市教会了人们走向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而去回馈资本，一个多么完美的循环！

正是因为对上海的这些认识，加上对广州一年生活的记忆，当有位朋友要从上海初次前往广州，我请她好好留意广州，因为“广州还是城市，上海就是机器了”。

去广州的时候我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对它的所知极其有限。而在那里生活不久，就体会到这座城市开放、宽容的氛围。把广州与上海进行种种比较，成了我穿行于广州城时经常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广州的特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丰富性。CBD的天河、草根的城中村、商贩云集的一德路一带、浪漫气质的沙面、还有倚靠城市的白云山。每一种形态都十分完整，自成一格，而不是拼贴嫁接的产物。很长时间，一直以为客村只是一个地名，地图上代表一个高架路口及其周边。直到有一次经过客村下错了站，步行经过这个地方，才发现一座真正拥有“客村”这个名字的“城中村”活脱脱地就在那里，吐纳着生息，规模可观，令我着实感受到广州这座城市的包容，和其中的生活形态的丰富。几十年来，面对城市化的目标，广州选择的更多是实用主义和折衷的路线。所以它保留了星罗棋布的城中村，建起了足敷使用而并不宽阔壮观的高架线。而上海，选择的是从中心向外辐射，同时涤荡掉沿途一切非城市元素的路线，而壮观和气派也是它对其道路、桥梁和种种“标志性建筑”的要求。

四年半前初到沙面的时候，发现这块风光旖旎的小飞地上居然还有空房子。一座亚热带殖民式样的房子，树影遮盖着栅条破损的窗户，别有意境。我想象了一下它若是在上海的命运，进而想起了新天地和多伦路，然后督促自己珍惜在广州短暂的生活。去过好几次中山图书馆，那块大院里有几块残破的房屋地基生满了草，每每有孩子们在空地上玩着游戏，人们携着书本出出入入，从两棵高大的芭蕉下走过。心想，一座公共文化建筑的所有价值不过如此，容得人们澹定惬意地使用它，与它容成一体。而在上海，这样的公共建筑，又有几处呢？

广州也是一座较上海更适于游走的城市。同样是沿江的城市，它有着比上海漫长得多的滨江道路，而这些道路都被营造得与行人相亲近——道路的沿江一侧筑有宽阔、无障碍的人行道。从海珠区的滨江西路西首始，行人可以踏着一路的坦途，赏着一路的江景一直走到中山大学。而在上海，陆家嘴所谓的“滨江大道”是一个奇特的建筑。它其实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公园，东西宽度不到一公里。游人必须从专门的入口进入，步行走过一个小坡，才得以进入一个用瓷砖包裹着的沿江拉开的长条形的“池子”——欢迎来到“滨江大道”！在这里，你可以观赏到对岸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作为一名难得来一次“大上海”的游客对它的地标和历史感叹一番，在那里留个影，顺便观看一下江中驶过的巨型LED广告。不过在这条“滨江大道”上散步就不是那么省心的事了。因为它的形状不规则，又有很多上下阶梯，而相比紧挨着它的用石料砌起的种了些花草的绿化带，它又并不是那么宽阔。这条“滨江大道”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为对岸的外滩建筑群定制的“眺望池”，它的功能几乎仅限于于让外滩殖民建筑群标志通过现场观摩和摄影印在更多人的脑海里，而不是让市民亲近母亲河。

在广州，你要休闲，并不需要太花钱。不少居民区里都有简易的羽毛球场和水泥的乒乓球台，还有凉亭、长廊 ——至少是长凳——可以用来闲坐、喝茶、下棋——岭南文化的遗产。周末白云山上热热闹闹，老老少少上山并不是来品尝什么季节性的美味珍馐，而是为了健身和暂且避开城市的喧嚣。不少老人结着伴，听着收音机，背着一天所需的饮用水和装着羽毛球拍的帆布包登山。

老年人仍能充分参与这座城市的生活，或许也是岭南文化的遗赠。去年春天又到广州，听朋友的建议，下午两点在中山大学后门花两元钱坐上沿江通勤的客轮向沙面方向航行。虽然船速不高，但是对于正要去两岸沿江目的地的乘客，要比做公车方便很多，何况价格低廉。吹着江风，看着沿江的楼宇和一座座大桥，二十分钟后我们在西堤码头下船，沿江折返走到爱群大厦。这是一座建于1930年代的美式现代风格的大厦，一度是华南最拉风的高层酒店，或许堪比上海的和平饭店。按朋友指点，我们上了十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到嘹亮的粤剧之声。循声走进一个大厅，里面一张张圆桌布开，坐了不下三百号人，且都大多是老年人，面前都放着壶茶，或再加几份点心。前方的舞台上是穿着便服的演员在唱着折子戏。坐在前排的老人常常接二连三上去给演员送“利士”（赏钱）。据说有的看似节俭的老人只要高兴，一个下午能塞出去几百块钱。不过这种利士纯属自愿，坐在后排的人尽可靠面前几块钱一壶的茶消磨一个下午。肚子饿了，花样繁多的茶点的价位也就是个位数。这种惬意、纯正的文化氛围，让我们两个从不听粤剧的小伙儿也觉得分外陶醉。或许不该把沿江西路的近代建筑群之于广州的地位与外滩之于上海的地位相比较，不过单说在闹市沿江的大厦里能有老年文化爱好者的一席之地，能提供如此纯正的演出和如此大众化的消费，也不是上海的任何相似的空间所能实现的。上海已经没有大众化且具有一定格调的商业娱乐场所了，所以它的中老年大众只能走向拥挤的公园和小广场。

“广州还是城市，上海就是机器了”，这是一声即兴的叹息，充满了情绪，没什么科学道理。两座相距遥远的城市各有历史，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各有角色，再怎么转换条件，一个也不会变成另一个。只是我选择广州，“我”是一个对发展和繁荣有点扭扭捏捏，有沾染了一点浪漫习气的“80一代”。广州旧城改造和新城营建的机车声已隆隆可闻，广州不会变成上海，而我更希望它可贵的城市气质终会被保留。（文/开开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