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遇的拆迁

已经是(作者注：2010年)3月中旬，西湖边的柳枝都冒绿了，上个星期二傍晚，华灯初上，我从公交车上下来，迎面就是大朵大朵的雪花，漫天飘来。这天气越来越变幻不定，就如我们眼下的生活，好好的房子说拆就要被拆了，连商量都没有。

我的家在杭州耶稣堂弄，紧挨百井坊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我家是耶稣堂弄7号，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所在的耶稣堂弄6号，虽然真故居拆了，新建的假故居已成为“文保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称是“一个中国人多于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因了那篇划分一个时代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而家喻户晓过。

司徒雷登到底是什么人？绝大多数国人其实了解不多，在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中美友谊的象征。闻一多先生最激烈的时候对他仍怀抱敬意和温情，在传世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本来有这样一段话：“……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在收入中学课本时，被悄悄地删节了。

传教士世家出身的司徒雷登来中国传教，创办燕京大学，出任驻华大使，在教会史、教育史、中美关系史上都是一个不能轻易绕过去的名字，他对中国的感情确实比美国还深。他生在中国，完成神学教育后步着他父母的足迹回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50年，1949年当他黯然告别南京时，已经73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耶稣堂弄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那一天是1876年6月24日，一直到11岁他才回美国接受教育，28岁那年，他神学院毕业又回到了这里，并接过父母的衣钵。他在耶稣堂弄前后生活14年之久，唯一的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耶稣堂弄是司徒童年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对于他的出生地，他一生感念，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追怀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儿时光景，笔触中充满喜乐和烂漫，“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

他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旧历新年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曾与杭州的“小伢儿”一同上学，会一口带杭州口音的中国话。

1947年，他最后一次重回耶稣堂弄，在教会的院子里和儿时同伴笑叙当年情景，记忆中“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那一刻“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 就是那一次，杭州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并送他一把金钥匙，他在答谢辞中说自己只是个普通杭州佬，来杭即是回家乡。

而今百井坊巷有一幅彩绘壁画，画的是这位金发儿童与杭州小伙伴做游戏的场景。“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耶稣堂弄两棵高大的银杏树中间新立了一个司徒雷登铜像，也许司徒幼时，银杏新植，而今高入云天，已属保护级别。

在司徒雷登的记忆里，小时候，武林门处于杭州的城市边缘，周围即是乡村，在他出生十来年前，遭遇太平天国兵火的毁坏，号称天堂的杭州还没有恢复过元气来。他的父辈远渡重洋，选择杭州最贫穷的这个地区，建立起一座教堂，一所学校，还有几幢他们自己住的二层小楼。这条小巷也就被人叫做“耶稣弄”。

岁月流转，往日的边缘武林门成了杭州城市的中心，围绕着武林广场，浙江科技馆、电信大楼、展览馆、杭州剧院以及商业重镇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百货大楼、国际大厦、杭州大酒店、浙江大酒店……繁华的程度已不是柳永的名篇《望海潮》所能想象。

耶稣堂弄和百井坊巷生活着上千户居民，在变幻不定的霓虹灯背后却是一片宁静的住宅区，我所住的耶稣堂弄7号小院正好在杭州百大的背面，闹中取静，围墙隔开了外面尘世的喧嚣，进了院子，仿佛就是另一个世界，甚至显得有点儿僻静。这是我的家，是我喜欢的地方。出门方便，离孩子上学的杭州高级中学近在咫尺，星期天去教堂，不出弄堂就是“天水堂”，回到家中，安安静静，读书写作，窗外并无熙来攘往、人声鼎沸。

小院里有一片空地，春有桃花，秋有桂花，还有芭蕉、无花果树和高高的棕榈树，夏天，一楼老人家种的葡萄熟了，一串串，挂在架上，邻居们都可以分享。冬天，院子里也有不知谁家种的腊梅，静静地开放。最好的当然是秋天，进进出出都能闻见桂花的香味，有时忍不住要在院里多停留一会。

然而，这样的好地方，商家眼中的钻石地段，在土地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今天，早晚是要被某些人盯上的。在急速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官员眼里，耶稣堂弄“位于目前杭州最成熟、最繁华的商业商务功能区——武林商圈东南侧”，“具有‘寸土寸金’的商业地脉价值”，他们对这块地盘算过不知多少遍了，他们的设想当然是把这里的百姓搬走，然后把寸土换成寸金，不仅袋中有真金，脸上也贴金。

2009年10月16日，一纸告示贴到了小区门口，宁静的小院从此再无宁静，耶稣堂弄7号，我的家园从此要在地球上消失。

与“拆迁许可听证公告”同时张贴的还有“听证会须知”。 听证会将于10天后举行，1335户居民只许推举5名代表参加，要求在五天内，也就是10月21日带齐三证和身份证前去登记报名参加听证，先取得推举或被推举的资格，次日再去参加推举。这两天恰好都不是双休日，多数人要上班，没有办法参加，所以申请听证的居民大约只有300多户，参加推举代表的人更少，只有100多人。因为时间仓促，彼此不熟悉，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选举，最后推出的5名代表，得票最多的一个也只有20来票，少的不过5票，所以有代表在听证会上直言，不知自己的代表是如何当上的，他也代表不了别人。

10月26日的听证会上，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和其他邻里，当场以递纸条等方式提出了大量质疑和意见，特别提出要求再次听证，都未得到答复。听证会在一片质疑声中慌乱结束。五个听证代表中有四个拒绝在听证记录上签字。

然而，仅仅相隔几天，我们家家户户都从传达室的阿姨那里拿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拆迁补偿安置手册”， 原来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所谓听证会就是走个形式，难怪对我们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统统都不予理会。钻石地段的平静生活就此消逝，无情的推土机即将高高举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刻起，耶稣堂弄成了电影《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不知司徒雷登先生看到他的邻居遭遇拆迁，会有何等的感想？

突如其来，遭遇拆迁，而且是第一次，一开始，我们几乎都懵了，不知从何处着手去捍卫自己的家园。到12月，邻居们开始到市政府信访，并决定先走行政复议的路。在某些人眼里，权力就是全部，无论信访还是行政复议，这些渠道都更像摆设。即便结果已经命定，这些路我们也必须去走，因为在此之外，我们别无其他渠道可以寻求公正。

2010年1月初，在信访部门组织的唯一一次与拆迁指挥部的对话会上，我曾问骄横不可一世的指挥部头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房子不卖给你们，可以不可以？”他回答不了，在我追问之下，他答以：“依法拆迁。”我问：“依什么法？”他说，“省、市的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我问：“哪一条？哪一款？”他说背不出来，并责备我刁难他……对话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不欢而散。

本来约有200户居民集体签名，要求对拆迁许可证进行复议，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被拒绝受理，只有我们11户分三波向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建设厅提出的行政复议被受理。杭州市政府专门受理行政复议的机构法制办，又名行政复议办公室，它不在市政府里面，而设在市政府后面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商业大楼18层上面，淹没在一片商业公司当中，有做服装的，也有做其他产品的，大门口没有标志，如果没有人指点，还真的不容易找到。

我第一次去，在上电梯时还将信将疑，堂堂政府机构怎么会在这里。到了18楼，果然是。对面、隔壁都是公司。我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连个牌子都不挂，让我们怎么找？他回答，我们下面有牌子的。下了楼，我专门去大门口找，什么也没有，又回到大厅里，才发现墙上钉了一块牌子，有行政复印办公室字样。

信访办也一样不在市政府，而是在一幢商业大楼里，与市政府后门遥遥相对，隔着马路，还隔着一个种满了树木、花草的公园，信访办的门前只有一小块平地，停了几辆车，就没有多少空隙了，一条狭隘的小路两边都是铁栅栏围着，右边是一条小河。我第一次到这里信访，禁不住感叹，政府真的会选地方，挑了这个好位置。将信访的公民打发到这个只能远观市府大楼的去处，而且看停留的人数有限，又有公园、河流的隔离。

2010年2月9日上午9点，我们代表143户居民去上访，好不容易等到近11点才轮到我们，接待人员挂的工作牌只有号码，没有姓名，那天接待我们的是03号和另外一个人，一进门，就拉下脸说，不准拍摄、不准录音。

我说，请出示法律依据。他说，你说可以拍摄、录音，你拿出法律依据来。我说，我是公民，凡法律没有禁止的，都视为可为。我接着问他，你是否需要依法行政。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不依法行政？我说，我没有说你一定不依法行政，你只要回答我是否需要依法行政。他扭扭捏捏地表示是。我说，那好，请拿出法来？

他拿不出来，反复与我们纠缠这个问题，要我们拿出可以拍摄的法律来。我正告他，请你遵守宪法，你说有依据，那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不是你03号个人制定的。如果是你个人定的，我们也无须遵守。纠缠良久，他甚至告诉我们5个信访代表，自从信访局成立以来，就是不许拍、不许录的……我们质问书面依据在哪里？他无法回答。借接电话起身走开……

信访结束， 我们索要回执。03号和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回执，向来如此。我们说，口说无凭，如何证明你们接受了我们的信访。他们说，已登记到内部信访网上，你们可以来这里查。我们算是开了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出五个行政复议，对杭州房管局的《拆迁许可证》、杭州市发改委的项目批文、市政府的土地使用权批准书、规划局的项目规划、过期无效的拆迁资格证书等。其中，一个已裁定，我们即将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月14日下午，也就是“315”维权日前夕，打着雨伞、穿着雨披的街坊邻里陆续聚集到小区门口，不少老大爷、老大妈都拄着拐杖出来了，大家一起在雨中唱国歌、唱国际歌，呼喊依法维权等口号，歌声在雨中传荡，场面激动而有序，行人纷纷驻足。

当我独自回到耶稣堂弄7号的小院，驀然见自行车库前的那丛月季正在开花，似乎无人打理，听凭雨露滋润，照样长得很好，抬头发现桃花也在春雨中悄悄地开了，春天确已不可抗拒地到来。然而，我不敢想象，来年的春天，还会不会有这个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小院？院中的桂花还有没有下一个秋天？ 我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信访也好、行政复议也好、行政诉讼也好……都不能改变家园被拆的结局。

我知道，耶稣堂弄7号，我的家即将消失的命运已经注定，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的日子即将结束。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废墟一片，再将来，一幢幢不再有我栖息之处的商业大厦将在废墟上蛮横地崛起。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还要在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哪怕仅仅为了这个将“被”消失的家园。（文/傅国涌）

【作者按：此文本来是2010年春天应《独唱团》之约而写，不料《独唱团》一辑而终，此文一直没有发表过。2009年秋天，我在杭州耶稣堂弄的家面临拆迁，没有想到房子迄今还在，官司依然继续，三年半以来多次的信访、无数的行政诉讼开庭，官告民，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我当初没有想到能坚持这么久，今天我同样不知道我耶稣堂弄的家何时消失在地平线上，虽然这一天终将到来。此文只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公民真实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