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这句话在最近迅速流行了起来。话题源自辽宁一家四口随旅行团到香港旅游，因不满旅游大巴迟到，报警并招来媒体。丈夫对着镜头声泪俱下要求赔偿每人3000元及免费留港3日食宿，妻子则诉苦：“我们买了好几万元东西，为香港做贡献……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我们也不来香港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这番“苦诉”让原本或许值得同情的遭遇迅速演变成铺天盖地的调侃与嘲讽。在人人皆以“屌丝”自居的时代，如此高调地炫耀“身份”着实可笑又可怜。但事实上，在“官本位”的权力等级社会，这样的炫耀其实也并不奇怪，“我爸是李刚”、“公安局是我家开的”等聒噪与叫嚣，并未走远。而那些出行封路、开车挂军牌的行为，至少比那家人更恶心、更赤裸裸十倍。

在日本，笔者也接触过不少大陆来的所谓“权贵阶层”，其中当然不乏给人印象深刻的有教养人士，但徒有富贵外壳者也不在少数。吹嘘自己神通广大、可搞定一切的“有身份”者有之，财大气粗的炫富者更是大有人在。

日本的电视台经常播放一些采访中国大陆游客的节目，那些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总是让日本观众瞠目结舌。而一些“有身份”者来日本出席活动时，埋怨日方接待安排太简朴，要求更换到高级酒店或提出其他要求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实这些行为与这一家四口在香港的表现并无实质区别。



不过，正如有人嘲讽的那样，“到了资本主义的香港，炫耀有身份恐怕不太好使”，低劣的炫富或炫耀身份所传达出的“优越感”，也并没有换来日本社会的尊重，相反，只会加剧其内心的反感。实际上，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犯过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当年富起来的日本人在巴黎等地抢购奢侈品的炫耀式“傲慢”，也曾让法国社会极为反感。

只是在历经泡沫经济破灭，并深陷“失去的十年”之后，当年那份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渐渐褪去。在今天，日本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仍很大，但每个人都已变得异常低调。拥有奢侈品或名牌包包的日本女性不在少数，但鲜有人去刻意炫耀。以日本人当前的收入水准，购买名车其实并非难事，但在日本街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因此汽车早已不再是判断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志，而只是被视为是代步工具，丰田也生产大排量越野车，但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

至于身份上的炫耀就更是很难见到了。在日本，大家经常开玩笑说，“永远不要轻视在电车、地铁、公交上坐你旁边的老头，说不定他是某大企业的总裁或政府官员”。空穴来风，比如前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赫赫有名的伊藤忠商事总裁的6年间，就一直坚持坐地铁通勤，中饭有时还会去便宜到顾客多为学生的吉野家去吃，被誉为“财界首相”原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晚餐也经常只是吃沙丁鱼干串。

前段时间，媒体热炒最高领导人打出租车时，身在日本的我深感啼笑皆非，倒不是因为消息本身的真假，而是日本的首相打车或自己去便利店买东西实在是太“习以为常”的正常事。

在当今日本社会，单纯的有钱有势并不意味着能赢得尊重，受到尊重的往往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生活朴素之人，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众多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原因概莫能外。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沉淀，如今的日本社会已是高度均质化的社会，招摇的“炫富”或炫耀身份本身是难以被容忍的。很多从国内来的所谓“成功人士”，尤其如果是第一次来日本的话，往往会对日本接待的过于简单而误解为是不重视，但实际上，日本再高层次的宴会，基本上不可能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很多国会议员也是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

但纵观当下的中国，正如国家刚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自大了起来一样，刚有一点点财富或权势就开始翘尾巴者也大有人在，上述这家人即是典型。不管是日本还是欧美，都有很多有钱或有权之人，他们往往富有教养且颇具智慧，但在中国，财富、权势与智慧正出现高度的不一致。

更进一步讲，邦若有道，富贵或为值得自豪的成就，但“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文/任饮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