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信仰问题

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等，都只是待解决的事情，是第二手的问题。没有信仰、希望、热情、合作和奋斗，就只会有抱怨和在二手问题上盘桓不进的自我纠结。

人们纷纷在逃避。方式无非空间和物理意义上的位移，出国和移民。这是退出自由，无可厚非。真正的要害不在此点，而在另外的方面——精神上的逃避和虚脱，智识上的浅薄和浮夸。比如，一根筋地吹嘘港台如何美好，或者一个劲地诋毁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百态。全是抱怨，罕有力行。同样的问题和灾难反复发生，从来没有什么实质改变。

有人把病根推到政治制度上。看看台湾和香港就清楚了，那里有相对清明的政治制度，可是实情又如何呢？不思进取，依赖他人，固步自封。这些毛病同样爆发出来，难于收拾。混吃混喝，诓世盗名的政治骗子（例如陈水扁）和文化骗子（例如钱穆）大行其道。

如果再看看历史，无论是被害者还是害人者，可堪者实在罕见。一部历史，泰半是各种夸大其辞和矫揉造作。这个文化里能打动人心的多是肤浅的哀婉，能激动人心的是所谓阳刚和雄壮，但绝对不会有崇高这么一回事。崇高与灵魂有关。



中国人的所谓追求也就八个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死一般的静寂主义。总之是万事不烦心，从无焦虑的云淡风轻。轻飘、浮薄，男人们的最后归宿就是油头粉面，抱拥粉黛，倚红偎翠。自私到极点。连陈寅恪最后都只能把意义寄托在一代妓女身上。不是说妓女就不可以，但寄情只能找到这样的委婉情调，却实在是可悲。看来看去也不过是一番充满道德拔高和粉饰的意淫。因为他竟然把意义的安顿放在一个特定的偶像身上。

再看万般吹捧的所谓中华文化元典。除了诗经真正有趣，论语颇富教益之外，乏善可陈。春秋，无非断烂朝报，不抢劫左传根本就无法卒读。周易，本为巫书，被儒生穿凿附会成道德成功学。周礼纯属臆想。礼记稍有可观，然亦无非道德和等级制观念的宣教。尚书，全是中央领导干巴巴的内部讲话说教和文件汇编。同期的希伯来文明拥有旧约全书，希腊拥有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至少到公元初年，他们还创造了新约全书。中国古典文明却只有一堆缺少思辩性的史籍差可一比。在思辩性上惟一高超的庄子其理性仍然不足。根本无法与同期的经典著作相比。至于老子，更是权术汇编。

所有这些思考都集中于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秩序和制度。这个制度是巫王体制下的普遍王权。知识从属于这一权力秩序。古典时代迄至清末，普通人都没有资格参与天地对话，唯有天子可以。掌握文化的阶层全都围绕这一巫王体制运思和行动。换言之，个人的生死意义与这一巫王体制无关。所以，也从没有对一般人类秩序的质疑与追问，更没有突破世俗体制之外的神思。

中国文化本质上缺乏对于普遍性的反思与追寻。其最高的理智结晶是巫王体制的历史理性。这种理性依靠对秩序的坚守而获得其合法性与信任。这种秩序与人民的关系纯属外在偶然。换言之，它与人民几近无关。其文明是覆盖到了社会中的很小一部分。人民是这一文明中的客体。但是，其合理性无法应对广阔的存在性质疑。当植根于个人主体性与多样性之上的普遍主义文明汹涌而来，它就不堪一击，只能最终瓦解了。人民于是起而响应各种呼唤，起而破坏已有的文明成果。在摧毁旧有文明的行动中最狂热的分子，恰恰就是这个文明中沉默的大多数。

无数人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毕业都接受一种并非官方钦定的观念灌输：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深刻的，了不起的。被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自大幻觉所麻痺和饲养。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在讲台上上课的人敢揭破一个真相：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人生无非虚幻。它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所以它才绵延若干年，苟活而已。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无非以各种方式掩盖这一失败。中国涌动着各种牌号反普遍性的特殊主义，各种反信仰、反普遍性的诡辩：新儒家、民主控、站队党、民国粉、台湾控、香港控、民族主义、新道家、新法家、社民党……这些人统统内心脆弱、自恋自大，浮浅无根。

只要经历过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样态，绝然会得出一个揪心的结论：汉人的精神生活水准普遍低下。许多美好的品质，开阔从容的气度，在这群人中是匮乏的。当中自然不乏优秀者、特异者、杰出者，也不乏有情操与情怀者，但总的来说，多数人确实是心灵逼仄，汉人的知识分子群体，整体水准更是低下无趣。这不是现代历史的后果，而是这个文明本身的“成就”。

所以中国人对于信仰问题的理解非常低下。常见的错谬是将信仰问题化简为科学的唯理主义真理，或者道德教条，或者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都是当代中国掩盖虚无主义事实的各种手段，也是这一虚无主义的结果。精神的贫乏来源于此。所以众口嚣嚣，行者茕茕。同样的错误会愚蠢地反复过犯，谈不上救治的可能。

说到底，信仰关乎生命如何扎根的事务。在精神意义上，没有自娱自乐的私人事务，它敞开的是关于宇宙之整体的普遍性理解，必须打破私心自是。因而信仰是彼此对话、共同扎根于世的砥砺和共鸣。信仰的核心是无限的普遍性与有限的个别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话。通过追寻普遍性的话语而达成对存在之整体性的领会，从而安顿有限生命于其中，使个人的生命获得超出其有限个体的意义。这样个人便可以扎下根来，脚踏实地。

而中国文化则把这一切引向个人感性的审美愉悦和道德上的教条式自恋。道德算是这个文明的最高天花板。所谓天地良心之类，无非是以道德为根基所创造的偏狭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体系。最后归宿于逃避或自我标榜，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读书人中最流行的人格崇拜无非是偶像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凡看过当代中国知识界和精英层的各种表演，就能看透这些自欺自大的狂妄。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

信仰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视野。在信仰中才能有新鲜的东西，也才能有未来。能看见看不到见的，能倾听听不到的，才能行出行不出的。所以耶稣说，凡没有看到便相信的人，有福了。不是盲信，而是永不止息的探望与冒险。存在的焦虑感是个人生命中不可惑缺的部分，而不是应该逃避的东西。紧张与奋斗不可避免。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张力推动着人永不止息的思考、沟通与行动。

因此，信仰支撑和引导的人能踏实从事，而不是生活在别处。此处、此时、此地，才是得救的应许之地，希望不在别处。人们通过未来把握住现在，为现在选择方向。现在本身不是应予放弃的债务。没有这样的主体性，根本谈不上改变现实。

所有我们现在能看到各种反对普遍性的说辞都是各种变形的抱怨，无非是害怕承担生存所必然带来的重负。把这些生存责任推诿给科学的唯理主义真理，或者道德教条，或者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文化民族主义，都是投机取巧的自我欺骗与掩盖罢了。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力量来抗衡这一切。它唯一的结论就是红楼梦里好了歌所道出的归宿——如今，有几个人敢说，他不希望这个中国还不如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此种一了百了的虚无主义冲动，只要扪心自问，便不难发现。它是无法无天的自大者才有的仇恨。眼下，又有多少人不是靠仇恨来撑持自己的？我们可曾见过恨世者创造出过什么？（文/枫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