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苏州对兰文化的贡献

古城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众多领域都曾做出了贡献。源远流长的兰文化堪称中国一绝，兰花专家刘清涌先生所提出的“兰”是一个色彩绚烂的符号的观点，很为恰切。在苏州古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少方面奏响着“兰”这个绚烂符号的优美旋律，在中国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苏州应占有一席之地。 自南宋迁都临安，政治中心南移后，苏州经济日见发达，时谚：“苏湖熟，天下足。”皇朝赋税多依赖江南。随着经济繁荣，文化也日益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人爱兰养兰渐成风气。笔者浅陋，未及遍寻载有吴人艺兰的宋元典籍，仅从宋、元、明、清的一些文人诗画，艺兰家的专著、历史笔记、文学作品中搜寻到一鳞半爪，试对见诸于文字记载的近千年的苏州兰文化现象做一探索，亦以此文清教于专家和兰界人士。 宋末元初隐居苏州的著名画家郑思肖(所南)善于画兰，为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情操，所画兰花无根无土，以抗议元朝“南侵”宋朝土地，自己则坚决不肯出仕元朝，传为画坛和兰界的佳话，元朝大画家倪赞写诗赞曰：“秋凤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郑思肖的画兰提高了兰文化的层次，赋予国兰一个高洁的光环(详见《兰》杂志第二期陈心启“南宋画兰名家郑思肖轶事”)。明代中叶的苏州杰出书画家文征明，最喜欢画兰并自称有“兰竹之癖”，传世兰画作品主要有《兰竹卷》。其作的兰花诗也很清易，如《建兰》中的上阈：“灵根珍重自瓯东，绀碧吹香玉两丛。和露纫为湘水佩，临风如到蕊珠宫。”得文征明书画真传的周天球，也是苏州人，少年时即拜在文征明门下。他非常喜爱画兰，深得元初画家郑思肖画兰的真髓。《明画录》说，“墨兰一种，自赵松雪后失传，惟天球独得其妙。”其名作有收入《故宫名画集》的《墨兰轴》等。从古代苏州画家将兰花作为重要创作题材来看，苏州人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爱兰养兰想来是有一定规模的。在普及的基础上，将兰艺上升为理论，述之以文，也就必然的了。 明朝时祖籍昆山后定居苏州的收藏家张应文，著有《罗钟斋兰谱》，自认为此话可补南宋人赵时庚《金漳兰谱》之不足。(兰花专家吴应祥先生认为，《金漳兰谱》乃是世界上最早的兰学专著。)《金漳兰诺》对于华东地区大量分布的春兰、蕙兰未叙及，更未有苏州人养兰的记载。而张应文的《罗钟斋兰谱》中，则勾勒出苏州人种植宜兴、杭州一带产的春兰、蕙兰和福建、江西来的墨兰、建兰的影事。《罗钟斋兰谱》内容分为“列品、封植、杂说”三部分，延用至今的有：选购野生兰要选根好、未分根的整块兰花，泥要疏松有肥分，浇水施肥要得当，冬季要放屋内向阳处等等。说明苏州人养兰发展到明代不仅技法成熟而且自成体系。在品种方面，国兰五大类中的春、蕙、建、墨都已养植，而寒兰的发现和栽培是近三十年间的事，因此可以说最迟在明代，苏州人养兰已品类齐全了。明末清初，中国东南沿海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苏州经济更加发达，人文荟萃，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苏州的兰文化更加发展。1796年，苏州人朱克柔写出《第一香笔记》，分为四卷：卷一为花品和本性；卷二为外相及培养；卷三为防护和杂说；卷四为引证及附录。对明代以来的兰花艺术做了进一步总结和阐述，书中有不少独到之处。1876年，另一位苏州人袁世俊的《兰言述略》问世，他进一步将江、浙一带的兰蕙中梅、荷、水仙、素唇瓣之园艺品种分别列出，共达98种之多。毫无疑问，这成了苏州兰文化的一大特色。 有人画兰咏兰，有人写艺兰著作，古代苏州就有了兰花市场。浙江绍兴一带流传“浙江兰花出在山上，江苏兰花出在钱上”。说明浙江山区以及福建、江西和本省宜兴的兰农兰贩在得到兰息后，往往拿到苏州一带兜售，苏州本地的山区野生兰蕙极少，笔者曾访问洞庭东山、太湖中三山岛的兰花行家，他们也曾发现有少量野生春兰，但从未见有细品种。《罗钟斋兰谱》中载：“宜兴、杭州皆有本山兰意，土人掘取以竹篮装售吴中。”“兰产于闽而芳袭于吴”、“兰自远方来者，大都二途：曰闽，曰赣。”反映了苏州人购买远途而来的墨兰、建兰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钟斋兰谱》中“兴、杭兰蕙稍用盆植，此处更于奇石老树丛竹之旁，逐年增益，任意多栽，尽可能点缀佳景”的记载，说明了兰花与苏州园林的密切关系，遥想当年的私家园林中，应有不少幽香袭人之处，似可作为今天园林中植物配置的借鉴。文征明的后裔文震亨的《长物志》中专有一节写兰，“兰出自闽中者为上，叶如剑芒，花高于叶，《离骚》所谓‘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者是也。次则赣州者俱不可少，然每处可置一盆，多则类虎丘花市。”“又有一种出杭州者，日抗兰，出阳羡山中者，名兴兰，一干数花者，曰蕙。此皆可移植石岩之下，须得彼中原本，则岁岁发花。”从《长物志》中看出，墨兰、建兰常置室内，而春兰、蕙兰往往“移植石岩之下”。当然，如果是春蕙中的细种是不能粗放地养植的。由于苏州兰事兴旺，在苏州的兰花交易中发现了好多优良品种，孕含着一段段小故事。如春兰小打梅，因道光年间在山塘街花窖发现时，养兰人互相争夺以致吵打而得名；如蕙兰关项，因道光年间由浒墅关的万和酒店老板选出，遂以他名而定，也有称为万和的；如春兰品素，1935年由苏州品芳茶室主人徐姓在虎丘花贩中选出，遂以茶室名定为品素，等等(详见沈渊如、沈荫椿著《兰花》)。那么当时的春蕙名种价格档次如何呢？完全是一种高档商品。袁世俊《兰言述略》中透露这一信息：以银洋八百购葱绿水仙一本。“银洋八百”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额。可见在清朝，名贵兰花品种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各类花卉，今日之“炒兰热”尽管潮涨潮落，但古来有之。 刘清涌先生将分之爱兰养兰者分为数类，笔者深有同感。从古代苏州的兰文化中，也可看出尘世众生相。清代在有钱人家和知识分子中养兰成风，以至于有嗜兰成病者。有个苏州人顾翔宵，曾选出绿英、月佩素等名种，然而这位顾先生也曾上过当。杭州人吴恩元在1923年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兰蕙小史》中记道：“光绪中年，苏州顾翔宵爱兰成痛，每当春日，闻得某处出佳种，不问路之远近，携舟往看，且不惜重金购买。有绍郡花贩某，故意住于乡僻之区，以初开大一品，将花罩于大竹筒中，用硫磺素之，变成净素。然后往合顾。顾即刻舟前往，绍人则藏于密篓中，奉为至宝。顾启视之，果素梅也。论价再三，以千金购归。次日不但百已转红，而花亦枯萎。往寻花贩，已杏如黄鹤矣。”今日的兰花交易中，弄虚作假的奸商亦不时出现，此足为今日之国兰爱好者戒。也有人因索兰不成，而干起丑恶勾当的。清代苏州布衣书生沈复(三白)的《浮生六记》中这样写道：“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背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壁。值余幕游于外，得芸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场灌杀也。后此誓不植兰。”一盆素心荷瓣春兰且又是平肩花，现在也可以抵上一台大彩电，难怪他当时不肯分赠予人。而那人由嫉恨而用开水浇死却痕迹不露，亦可见世间人心险恶之一斑。 综上所说，古代苏州人对兰文化的贡献有三：一是由于苏州爱兰养兰者多，有钱人多，懂行人多，“好货”到苏州不愁卖，虽然苏州本地不具备种质资源的优势，但从外地来的野生兰花中选出大量名种并流传至今，对于野生兰花中的名种不被流失和湮没，贡献颇大；二是写出了几种有一定水平的兰艺专著，为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通过历代画家、诗人和文人的作品，将兰文化传播开来，使得兰花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高雅花卉，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的苏州社会风情。(本文作者为苏州兰花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