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文化在大巴山的历史沉积

唐僖宗(李儇)“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山西并州(今太原市)人唐彦谦(字茂业)，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出发，经汉中，越秦岭，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大巴山脉支系)、壁州(今四川通江，大巴山腹心，辖今平昌一部分)为刺史。该公业绩已无从查考，但他热爱这里的兰花，以兰寓志，以兰寄忧的轶事却以当时颇为盛行的诗歌形式留了下来，为后人研究、挖掘兰花文化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美人胡不纫，幽香蔼空谷”、“谢庭漫芳草，楚畹多绿莎。于焉忽相见，岁晏将如何。”(见全唐诗卷671)等。两首五言绝句，第一首大意是“这么绿翠香馥的兰花，美人为何不摘来佩在身上，而让其独自在幽谷里幽香呢?”第二首大意说：“这么好的兰花，只有像谢庭(指东晋大贵族谢安)和楚畹(传说中屈原的兰园名)才配有的”。而又联想到自己不远万里孤身一人，在这穷乡僻壤做官的处境，也像这里的兰花一样“与杂草为伍，不易被人发现。待有人看见了(于焉忽相见)，却又不知如何度过天寒的冬末(岁晏将如何)?显而易见，这是诗人有感而发。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也与他远在万里，思乡心切，不满意自己的处境的心情和实情相互吻合。所以，笔者认为：唐公虽为官吏，能够了解民情，同情这里的兰花，且以当时社会并不多写的兰草为题著诗，以诗抒发自己的忧思，不但其诗基本肯定了是在大巴山一带写成的事实，就是透过兰诗看其文采、品德，也可说他是一位“有志而不得志”的好官。 明·建文帝，在“建文”三年(1402)，被其叔文朱棣(即明成祖，国号“永康”)夺位以后，为逃避追杀，从南京一路逃到云贵，又辗转重庆、邻水、大竹等地，至永康8年(1419)再经绥定(今达州)逃-至巴州县麻石乡(今平昌县望京乡)的金龙台佛罗寺内。他见此处四周远县，山民诚朴，加上有“金龙”二宇为名的地势，就决心留此，并在寺内削发为僧，保住了性命。于1440年80余岁时圆寂，死亡后葬于寺侧，立小石碑为记(后全寺毁于兵乱，重建时改为“望京寺”，所在乡名为望京乡，至今沿用)，历经560多年历史，更迭七代住持，其寺、碑等至解放后已无力再为恢复，至1974年，连断垣残壁以至余下的石条和后人镌刻的建文帝诗碑，均被农民修了粪池。可幸的是，这里邻近的通江、万源和本县几十个村，稍为有点文化的村民，和解放前在此寺当和尚后还俗的人，一代一代的口碑都传记了“建文帝当和尚栽花种兰”的事。他们回忆说，听上几辈讲：“老和尚心地善良，不但诚心念佛，为穷人治病，施舍钱财，还在寺内种了不少柳树和在寺边挖回的兰花草”，“他的一首七言律诗全文是：寥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鬓已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阳阁上雨声收。青兰纫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口传的人都说，诗中的“青兰”即本地产的一种春剑(后来他死后，和尚将兰栽其坟旁后，无人善管亦死)，到1992年前后，川西人在这一带大量收购兰花，这里的农民在古寺原址附近丛林中挖出大量兰花出售。到1994年笔者同原兰协会长王廉堂去金龙台考察兰花资源时，这里的农民还有“可惜望京寺周围的兰花前几年被人挖光了”之说。我们去现场，只发现有春剑小苗及很多不带香的“鹦哥绿”及四季兰。说明建文帝在望京寺栽兰，并以兰寄情，以兰吟诗不但是一个事实，就是从历史延续的观点看；其根据也是可靠的。 张复旦(1778—1853)，字云卿，平昌县五木乡张家湾人。自小聪颖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学识渊博，诗文皆工，因科场弊多，故弃考志教，先后在巴平两县一些地方设馆授徒，声名远播。1837年受其族叔张必禄(字寿轩，巴州人，曾任四川提宪、制台、广西钦差大臣等职)器重，聘于军中，因献策而记功，被授“六晶正堂衔”。战事平息仍回乡教徒直至仙逝，其间种兰赋兰墨迹颇多(全为手迹)。如《读书龙山草堂》(七律)有“香满绿窗草是兰，猗猗翠竹绕栏杆。……率循为问师何在，获善如金可作丹”(1805·清嘉庆10年)；{感怀}“……桂在人间明月种，兰当王者素心香。自是遇合原先定，那是艰难不备尝”(清嘉庆1真年)；《画梅兰二轴赠肇之弟谢以诗原韵》：“任夸耸翠与流丹，何若同心赋此兰。自有风光都共领，尽教香露不曾干……。可是果为王者贵，无妨采取到林峦”(七绝)《酬多亭见和》：“芝兰玉树总相依，几度寻芳叩锦扉。领得春风无限意，瑶章珍重好持归”(均为1807—1832前后)等等佳句。将兰性、兰馨、兰源写得隽永透彻，淋漓至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1833年(清道光13年)自家乡赴广东高州供职(张必禄高级幕僚)，途至湖南岳州，写七律兰诗《赴岳州途中》“离夔直向楚江滨，湖北湖南眼界新……，兰香旧地谁家赋，柳色他乡一样春……”等句，寥寥几笔，一个外出游子恋乡之意，爱兰之情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叹!还有他途经湖南沅州府，可能看到了当地的兰花品种，以一个来自兰乡人的身份，写下了《过沅州府芷江县》的五言律诗“澧兰名固在，沅芷地相因……。芳情千载赋，香意一江春……”凡此等等。诗人不但用其爱兰的激情，豪放、洒脱的文墨，为我们后辈留下了这些师范之作，对发展大巴山地区的兰文化起到了启示作用，就是从他所有的兰诗的格律、意境上分析，一个有六晶头衔的教师，写有如此之多的兰诗(只摘抄了部分已出版之作)，在历史上也算屈指可数，其成就更不可磨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不以兰相依，以兰化志，从兰花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在封建社会要写出这么多高水平的兰诗是根本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