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考证之前的话

古兰考证之前的话                                         《中国兰花文化史考辨》（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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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古兰是什么样的植物，不是一个简单的植物名称问题。
地生兰，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及其他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植物文化：兰文化。然而，千百年来，兰文化的源头之兰（先秦文献之兰）和汉魏至唐末文献之兰是什么植物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且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可以称为兰花派，也可以称文学派或道德派，他们笔下的兰一直表述为“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养鼻”佳品，千百年来为无数墨客骚人所写，所唱，所画，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另一派可称为泽兰派，也可称医学派或本草功用派，他们视古兰为“生于池泽，主治乳妇衄血”的泽兰或者“生山中”漫山遍野，“如蒙绛雪”“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的大泽兰，但是历代《本草》不仅对兰草和泽兰是一物异名还是不同二物的问题都一直扯不清楚，甚至连泽兰和兰草的香气和采集时间的记述都前后矛盾，十分杂乱。奇怪的是，泽兰派却紧紧抓住吴普和陆玑的无稽之谈不放，强解先秦至唐末文献中的兰为泽兰，挑起无端之争，致使这段不该有的公案千年难结。
历史实在奇妙：古兰是什么植物的问题，有点像一个不曾偷窃的人，某一天突然有个证人出来说了句这人好像是贼，从此这人就被无休止的传讯，很多律师和法官出来争辩，最后尽管没有偷窃的证据，还是判定这人应该是贼。
$ ?. C' a' N- |! p, ~8 E, }! Z尽管在绝大多数文学家、古文献研究家看来，兰是什么植物的问题先秦文献记载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幽香四溢，可称“国香”“王者香”的“养鼻”植物，但是由于汉末晋初人吴普一句泽兰“叶如兰”，陆玑一句“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加上颜师、朱熹的推波助澜，最后李时珍伟人的拍板定论，具有深厚儒家文化内涵的植物兰花就被改变成了“生于池泽”“不香”“微香”的泽兰，或者是“臭香”“辛香”的普通草药大泽兰。
从此，古兰就一直带着一顶泽兰的大帽子艰难地在中国的字典辞书和部分文史家的笔下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直到今天，难以恢复名誉。
, [' b+ j. C: {- T/ _/ g然而，对“兰”的科学解释，不仅仅牵涉到中华民族对一种植物的认识历史，还牵涉到字典辞书、先秦典籍的注疏，牵涉到医学、植物学、文学艺术、儒家思想、兰花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等诸多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需要对古兰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 C4 P# W+ \4 i$ p笔者是普通中学教师，没资格也没权利组织语言学、文学、医学、植物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有关专家来解决古兰的问题，也没有中科院博士申请《兰花栽培史综合研究》科研立项的权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进化中心曾经以某博士名义在2007年立此科研项目，并将立项在互联网上公布），但是又不愿意闭着眼睛让古兰问题一天天、一代代继续拖下去，所以自己投入近六年时间，认真梳理相关文献，从语言文字学、文学、本草学、植物学、民俗学、物候学等各方面对先秦文献之兰以及汉唐文献之兰进行了考察，写成目前这本书稿。当然，笔者知道，如果只靠笔者这样“不通科学”（有专家称文学上凭文献研究证明古兰为兰花的人“不通科学”）的文人做点文字研究，必然得不到当今植物定性裁判所的科学认可，所以笔者写此书权且抛砖引玉，既为有关部门提供文字资料，也为有关部门提供思维方向，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努力给古兰一个科学的定义，以便在字典辞书的编撰、文学古籍疏注、诗经楚辞教学等诸多领域给古兰一个更科学的解释。
' R! d$ \5 F- f" F; z( K第二、古兰属于什么植物，目前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原始材料应该是先秦到汉唐文献中涉及植物兰的原始记述。
  X" V2 ^' p( k' B2 ~" r$ M$ S古兰，属于什么样的植物，争论历史久远，没有铁证难于统一其说。说到铁证，人们最相信的是实物证据，也就是考古实物证据，然而要在山东、河南北部等地找到古兰的化石，或者找到先秦人使用兰花的化石，估计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或者永远不可能；要想获得明显表明为古兰的先秦古画也很困难，甚至也不可能。因此，笔者以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要判定古兰为何种植物，最关键的是能够从先秦的古文献里找出反映古兰特征的资料，这样才能够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古兰的身份。正如兰花研究专家中科院陈心启教授以唐末诗人唐颜谦之诗《兰》有“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的句子，凭解读“翠环”“苍玉”，认定唐颜谦所写之兰是中国兰花，从而在植物学领域肯定了国人至少从唐末开始认识兰花的历史。因为“翠环”必是兰花叶片弯成半圆形的带形绿叶的姿态，“苍玉”肯定是绿白色的兰花的花朵。陈教授的这个考证思路是很好的，如果能够从先秦文献中也能够找到古兰植物特征的记述，那就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证明古兰是兰花。尽管先秦有关兰的文献记述，现存资料少得可怜，但是，它毕竟表达的是先秦人对古兰的直接看法，也是目前认定古兰身份最可靠的原始依据。然而，千百年来的古兰是兰花还是泽兰的争论，几乎都违背了这样一个考证原则，多是以论证者所处时代的泽兰和兰花的认识，或者汉代及汉代以后经学家的疏注，或者自己的主观臆测，作为论据反推古兰属性，因而推理分析缺乏说服力。当然，笔者并不反对使用先秦之后文献作为论证依据，但是，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关于古兰的疏注或论述，对于先秦的古兰考证，毕竟只是一种间接论据。间接论据必须和古兰有内在联系才能够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这是推理常识。
# g9 m7 D( x: f# a% v! }  k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先秦有关兰的文献记述，现存资料少得可怜，必须充分考察和利用。
2 e; r) [0 v( C3 W秦王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不断摧毁异己文化，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六国文化，有可能保存在秦宫廷的一些备案文献又被项羽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据载，秦宫被烧三月未灭）历史进入汉代，刘邦本身是一个不重视文化的人，没有及时抢救先秦文化，加上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使得逃过秦火的一些非儒家文献灭绝。因此，整个先秦文化摧残殆尽。有不少先秦文献，如果没有出土文物，我们就很难看到了。例如，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兩座汉墓出土了《汉书·艺文志》有书名记载而内容亡佚的《孙膑兵法》， 1973年，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王刘修墓出土了亡佚已久的《文子》2790字残简，证明先秦時代真有《文子》一书，世传《文子》不是伪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世间失传了的《太一生水》，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因为《太一生水》的“水生”观，有別于中国哲学传统气化生成论。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将《老子》的写定年代推向更早。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楚简又面世了，1200多支、计35000多字，涉及80多种典籍的战国古文献，包括《易经》、《孔子诗论》、《情性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祚》、《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古籍。《孔子诗论》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凡此种种，证明汉代在传承先秦文献时，虽然文献有可能被篡改（也就是汉代人在传承先秦文献时可能加进了一些汉代人的理解或增添一些内容），但是，可以肯定这些文献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相反的是，先秦本来有的文献，倒是确有部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焚咸阳宫之后不为后人所见了，要是没有地下藏书，我们就会永远看不到世面失传的内容。所以，笔者非常赞同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关于古文献的看法。他说：史料的扩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确实起过作用的孔子与七十子的思想。今人研究孔子与孔门弟子，受疑古派影响，局限于以《论语》、《史记》为据，实际上《左传》、大小戴《礼记》、《说苑》、《孔子家语》中的材料都可参考（笔者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史记》，司马迁笔下的材料就没有主观臆想的水分了么？《史记》虽然称为史，其实能够有百分之九十的真实，也就不错了。所以由孔子弟子、再传弟子等记载，经过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和汉代经学家王肃整理的《孔子家语》是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参考的）。出土简帛证明《孔子家语》等伪书不伪，其资料是自有渊源，当然要细心运用。台湾师大林素英教授也说：《孔子家语》在今日出土资料日益增多且逐渐可以证明其并非“伪书”，同时又可知其与《说苑》、《新序》等书之关系密切。（黄敦兵《“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c2 s( v% X* F3 z/ h7 P, d下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校读的一段文字，其中原文有缺损，李零教授根据前后文、文字缺损字数和《荀子》《韩诗外传》的记述，所补的“芝兰生于幽谷” “非以无人”10个字能够与原文的“嗅而不芳”紧密联系，笔者以为是准确反映了原文精神的，摘引出来以证明《孔子家语》不是汉代王肃伪造，确实自有依据。《郭店楚简·穷达以时》部分原文和李零所补文字如次：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舜耕于历山，陶埏於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衣枲蓋，冒绖蒙□，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举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管夷吾拘繇束缚，释械柙而为诸侯相，遇齐桓也。百里转鬻五羊，为伯牧牛，释板柽而为朝卿，遇秦穆。孫叔三射恒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初韬晦，后名惕，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骥厄张山，骐塞于邵来，非无礼状也，穷四海，致千里，遇造故也。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这里缺文三字试补“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这里缺文六字，据《荀子·宥座》和《韩诗外传》卷七的相似文句，疑作“芝兰生于幽谷”），□□□□（这里是13简的开头，缺文四字，据《荀子·宥坐》疑作“非为无人”)嗅而不芳。无茖蓳，逾宝山，石不为□□□□（这里试补“开，非以其”)善负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弋母。缁白不釐，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第四、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资料的使用也要谨慎，要善于去伪存真。
* m0 t% ]* C0 G从现在不断出土的文献看，先秦的主要文字载体是甲骨文和竹简，秦国使用的是大篆，而且在秦接近统一中国的时候秦文字已经开始隶变，其他六国使用的是蝌蚪文，且地域不同，文字的构造也有很大差异。秦统一中国以后，文字隶书化加快，进入汉代，记事和传承经典所用的竹简和帛书都使用隶书写作。甲骨文主要是祭祀占卜的内容较多，属于早期的文字记载；周王室的各种文件和诸子百家的论战文献等多由蝌蚪文记载在竹简上，即使在今天，有很多蝌蚪文字现在都还无法辨识。由于书写的艰难，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大都是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经过秦始皇焚书烈火和项羽的火焚秦宫，文字文件毁灭殆尽，为了文献的保存，汉代儒生传经就多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传承于后，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今经文。后来从孔子的夹壁和民间又得到一部分逃过了秦火的先秦古文竹简，称之为古经文。今经文和古经文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以后由于不同的当政者的政治需要，一会推崇今经文，一会推崇古经文，今经文和古经文经历过不停的争斗。东汉后期，古文经在与今文经的多次交锋之后，终于占据了优势。古经文学派为中国传统学术基本确立了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但是今经文的一些注释、观点也必然会影响到古经文研究，也会融汇到了古经文的研究之中。这既是对先秦文化研究的丰富，也可能对先秦文化造成篡改。徐少华在《楚简与帛书〈五行〉篇若干问题探析》的结语说：“从词语的异同和衍、脱、误来看，简本（战国时期的竹简文献）有几处明显的佚脱，若无帛本（汉代用隶书写在绸布上的文献）的对照，将直接影响到对文意，乃至全篇思路的理解。而帛书对简本有几处明显的修改和调整，这一现象反映了帛书传承者因时代背景不同所产生的思路变化，或因学术流派的不一而对儒家早期经典所作的修正，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类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12）因此，对古文献的研究应该是十分谨慎的学问，既不能够盲目择其一句两句，奉若金科玉律，匆匆结论，又不能够什么都怀疑，否定其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五、考证，不能够按照口大真理多的惯性思维，一味盲从。
; C0 N2 P' e7 _' Q0 Z* ^因为圣人也会出错，汉代在整理遗留文献时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篡改了部分文字时很正常的。考据时，最可靠的方法是从各方面的客观的材料入手去研究问题。比如，1993年，湖北荊门郭店村一号楚墓（极可能是战国中晚期楚太子老師之墓）中，出土了804枚战国楚简。本次出土除《老子》的竹简外，还有一批“儒简”。这些“儒简”的重新见天，使得被汉儒和朱熹等搞错的问题方能得以纠正。比如，传世本《礼记·缁衣》误将“祭公之顾命”的“祭”隶写（用隶书抄写古文）为“葉（叶）”，变成了“葉（叶）公之顾命”；汉代郑玄至唐代孔颖达，都因错就错，以“葉（叶）”为本字，误注为“葉（叶）公子高”，而葉（叶）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这样就不仅把《祭公之顾命》这篇文章的时代搞错了。而且降低了作者的身份，也就没有人会相信《葉（祭）公之顾命》是《尚书》中的原典，因为“人微言轻”啊。现在“儒简”的出现，才知道历史上只有《祭公之顾命》，没有《葉公之顾命》。祭公，字谋父，为周公之孙，周穆王时以老臣当国。此篇乃其将死时告诫穆王之辞，是一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献，应该列于《尚书》之中。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没有人会想到，汉代经学家会把“祭”字用隶书抄写时抄成了“葉”字。从此，祭公谋父被改变成了葉公子高，人名变了，文章地位变了，历史也改变了，虽一字之误，不亦悲乎！
又如，历史上关于子思出于曾子还是子游的问题，《荀子·非十二子》早已言之：子思、孟子出于子游。而宋代大儒朱熹等为了建构“道统”学说，却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后来，康有为指出：“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南海康先生口说·礼运》）“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有《史记》可据。子思受业曾子，无可据。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确传子思之学。子思高出于曾子。”（《南海康先生口说·孔子改制一》）然而，由于朱熹乃孔孟之后的儒家重要权威，他的论断威力无穷，信者众，目前一些专家，也依然信朱熹而轻荀子和康有为。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的“儒简”，只有孔子、子游、子思的思想作品同存一起，这是否可以为儒家思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了解这种争辩的依据呢？
再如，“儒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此篇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精致的心性理论，指出人有自由意志，这与天地间所有生物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凡人虽有性，心无莫志。”而此自由意志又自有其特点：“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人的个性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个性的形成也就会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人毕竟是一种群体性的生物，在群体生活中，要做到共存共生，人类社会便需要一种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此即儒家所说的“道”和“礼”。但怎样的“道”和“礼”才最能人性，最能使人心悦诚服呢？《性自命出》提出了贵“情”说，曰：“道始于情，情合于性。礼作于情。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有情者也。”然而，宋代以来儒者不察，妄凭出自汉代《古文尚书》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奉为儒家“道统”，列出朱熹的所谓“道统”授受谱系传授于后世，实际是篡改了儒学之精义。若无《性自命出》重见天日，谁又能够知道朱熹之“道统”观是对孔子等思想的歪曲？
7 u8 |6 n/ i2 M8 K  ?( {所以在古兰的考证上，我们也当谨慎，不可感情用事，贻害后学。搞不懂的暂时存疑，不轻易结论。能够定论的拿出相对可靠证据，对于对立之说，认真考察论据和推理，辨别是非，正本清源。就古兰的论述而言，笔者已经看到朱熹和李时珍对先秦文献都有明显的篡改：第一，《周礼•内则》载:“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 朱熹的《楚辞集注》却说：《礼记》说“佩，饰也。《记》曰‘佩帨茝兰。’则兰芷之类，古人皆以为佩也。”《周礼•内则》中的“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是多种赠品并的列，而朱熹删头去尾，节缩为“佩帨茝兰”，理解为“以茝兰为佩帨”，进而证明自己的观点“兰芷之类，古人皆以为佩也”。这样就与原文大相径庭了，就是这一篡改了的所谓论据，竟然有不少学者一代又一代地引用，字典辞书也引用，其原因不外乎朱熹是一代圣人，打个喷嚏学术界就要颤抖。第二，《荀子•礼论》说：“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荀子·正论》言“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居然篡改说“《荀子》云，泽、芷以养鼻，谓泽兰、白芷之气芳香，通乎肺也。”李时珍为了证明古兰是泽兰，居然把《荀子》的“椒兰”“睪芷”改变成“泽兰和白芷”，这类情况告诉我们考证不可不谨慎！
第六、要慎重使用汉代对兰的疏注。
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纂改孔子等先秦儒者的学说，借先秦儒家令名美誉为外壳，重新宣扬商周时代的崇天神学，鼓吹君权神授，他不仅常常推测祥瑞或灾异的天意，而且还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极力推行祥瑞灾异、五行循环、黑白赤三统和赤统代白统等迷信的虚妄邪说，把清正的儒学搅和得妖气十足。从那时起孔丘被说成先知教主，理性儒学被蒙上了浓重的神学色彩。很多先秦经典的疏注，也为汉代政治服务，能够扯到祭祀、神祀的都尽量靠过去，因此，汉代的经学大师居然把《论语》中曾皙“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谈理想的描述胡扯成上巳节的源头。东汉蔡邕就说：“《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楔于水滨，盖出于此。”诗经《郑风•秦洧》明明是一首男女求偶欢爱的民歌，汉代今文经学家韩婴的《韩诗章句》却注曰：“蕑，兰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执兰而祓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俱往观之。”（上巳节是汉代才逐步形成的节日，韩婴居然通过注释就编造了一段历史，现在很多讲祭祀的书籍也以讹传讹，都把《郑风•秦洧》作为古时郑国上巳节活动的证明。当然作为搞旅游吸引人捞钱，不便厚非，但是作为科学考据，恐怕此风不可长也！）一句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人事”和“天意”两者牵强地进行比附，为了论证的方便，他大量引入阴阳五行等先秦儒家所不齿的内容，使儒学神学化，最后导致了神秘主义的泛滥成灾，“谶纬之学”盛行。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大多附有图，故又称图谶。纬则是假借神意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书，除了少量自然常识和历史传说之外，有不少宣传神灵怪异的胡说八道。
- G3 |6 Y/ k' @而部分古经文学者不理睬“谶纬之学”，认真整理和考据先秦的文献，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许慎编著《说文》为后人解读先秦古籍，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特别值得一提到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刘向、刘歆父子的《说苑》《新序》等著述保留了很多先秦儒家的古经文资料，其记载和孔安国的《孔子家语》等基本一致，而很多兰的考证家却不信孔安国、许慎、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只相信韩婴、郑玄、颜师古、朱熹之说，这是不科学的。
第七、结束语
- s; E! b" d4 T& `; D笔者在考证之前说了这么多，目的是告诉读者，古文献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探讨和考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说看到哪里有一个什么人说过一句什么话，就可以简单下结论的。对于古今莫衷一是的“古兰”（先秦文献所言之“兰”），要认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必须回到先秦的文献典籍或古代有关实物证据中去，认真考察古兰的植物特性、和古兰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然后结合文化的发展（比如汉代及汉代以后的疏注、风俗遗留等），用后人的疏注、诗文资料等作为研究的参考。当然，先秦留给我们的资料太有限了，而且有的文献还无法确定其产生的时代，这必然会出现见仁见智的现象。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考证一定要严谨，要系统，不要想当然结论。笔者在本书中引用和提出的观点，必有证据和推理，如果读者觉得本书分析探讨不科学的地方，希望读者从澄清历史，解决问题的立场出发，驳倒本文的论据和论证，使探索更接近于真理。
  `0 [. j+ U/ Q2 H+ b7 d. Q6 L2 M笔者在考证时读过不少相关文章，发现很多文章或限于篇幅，或限于手中资料，总是用片言只语代替一个方面，这样难免偏颇。甚至有的只要看到某词、某诗或某文句有“兰”字都不加分析，就以为说的是兰花或泽兰，这是不科学的。考证不能够只追求于一鳞半爪的细节材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不能够只是远观俯视，不见具体树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考证既要深入“古兰”的山谷之中实地考察，又要跳出“古兰”的深谷全方位分析，否则那就真的难见“古兰”的真实面目了。
: B% Q" R! n6 H# b     （97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