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的故事

对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我还是有印象的，书下的注释只是提到了他当时是美国大使，而对于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这本《燕京大学1919-1952》无疑使他在历史册页中的影像更加丰满了。
作为一所基督教会出资兴办的大学，燕京大学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传播站，反而造就一大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杰出人才。这和司徒雷登开放的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教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他热爱中国，熟悉中国的文化氛围，他知晓唯一能够改变中国人对文化的态度的方式不是强迫而是通过渐染而达到认同。他一方面从基督教会争取资金，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去办一所具有世界思想的大学。
如何办好一所大学？这个问题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很难以遽然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燕京大学严格的学分制度上获得一些启示。在燕京大学，“每门课程的评分标准为六个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可参见补考的不及格和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之后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这一等级被删除……但其严格标准并未下降”正是这种宁缺毋滥的严格标准，使得燕大拒绝了很多裙带子弟，也使得燕大的学生质量得以显著提升，从而使燕大的毕业生大多在日后成为了响当当的人物。
此外，为了保持学校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司徒雷登一直注意保持比较低的师生比例。这种做法无疑是把现代的班级授课的教育形式与传统的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让学生明确自己的治学方向，而通过与教师的和谐相处让学生学习教师身上的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反观现在的授课制度，无论从小学到中学再大学，教师的疲于讲授与学生的苦于记诵的状态，与当年的燕大相比，所能创造的价值真是不可以道理计的！
1919-1952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相继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可以说，燕京大学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然而，燕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关门读书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与救国救亡活动的爱国青年。1934年司徒雷登重返燕大，在面对刚刚为反抗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南下请愿归来的学生，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新！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后来他又以美国的历史，像燕大学子说到“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
在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以其美国的背景，独立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外，成为了一片保护中国学子的一片净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很多爱国学生的保护伞。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燕大的师生也为和平解放辛勤奔走。……然而这个曾经以其特殊背景而维持独立并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大学，最终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消亡，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更值得叹惋的是这段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幸亏有陈远先生和他的这本著作，我们才得以看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燕京大学中的鲜活的影像。（《燕京大学1919-1952》书评/fenglong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