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在这本书中谈论的是她自己在采访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想法。这个姑娘在讨论中,越发看到黑与白得界限是切身而不可得的近,或者用英语来讲,“tantalizingly close”。tantalizing在英语里描述的是很近的,有多近呢?
就是让你得不到的那么近。
柴静在记者生涯中,越来越靠近的是一个古老哲学问题的核心:什么是真相。在这个基础之上,她发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真相?在这本书中,第一个问题没解决,因为没答案,第二个问题讨论的很多,很精彩。
Willard Quine如果还活着,柴静所想的很多问题应该是他所想过的(且没想明白的)。柴静在书中警惕的,是自己所认识的的冷漠和中立作为对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所带来的对自己记者身份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冷漠和中立之间的几个维度:当然,这是说如果我们还能分得清的话。
有无数哲学家试图否定真相的存在,似乎是一种懦夫但安全的选择。如柴静所说,我们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里活着。信息可以被扭曲,被覆盖,被写入和忘记和重新写入,一个人可以扮演多个角色,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单位内朗诵好几套脚本。这带来的巨大问题就是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再是独立的存在(independent entity),而是互相之间寄予希望和读取影响。
所以我们开始害怕真相,如果还有真相的存在。我们开始否定真相,但否定真相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搞不懂他,害怕他,而不是他不存在。
著名哲学家杜威和著名侦探柯南都曾相信过:真相只有一个。在柯南看来,真相就是那个他推理出来的必须存在的凶手,他所相信并且劝告别人和小伙伴们所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杜威觉得,真相只有一个,即:'the conclusion that is fated to be agreed by all who investigate’。
杜威的系统相信,真相必然由尊同一套绝对科学的探寻手法、执行绝对严谨的科学探究的主体,在一种近乎宿命的历史规律中被发掘出来。他在作品中详细定义了什么是科学的探究手法,并且认为,一旦所有的主体遵从这一套准则,他们必然('fated')会得出同一套结论。
这肯定不是后现代学者的观点。这是年轻的柴静的观点,却被后来的她所逐渐否定。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所知的epistemology在互联网出现前的最后一次(带有闪光的)挣扎。
柴静这本书的哲学内涵的转折点,我认为在于她从“道德冷漠”和“道德中立”的转变。她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谈了许多,最终给自己找了一个近乎道德冷漠和道德中立之间的立足点。她认为记者的任务是去观察,去报道事实,而不是去评论。
著名的历史学家Von Ranke肯定会喜欢柴静:他认为历史的任务不是报道有名人物的一生,而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意即我们历史学家要报道“发生的事,如他发生的那样”,这是一种绝对的事实主义,一种曾经让Ayn Rand很着迷的思考方式(It wants only to show what actually happened)。
事实上,这也是人类形而上学几千年来的思考模式:中立的真相必须在那里,且必须被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的路标(reference)。
然而在当今的世界,更多的问题需要处理:说谎话一定是不好的吗?道德中立一定是好的吗?道德评判应该由谁做出,以什么为依据,用什么形式进入公共空间。谁来发布,谁来维护,谁来驳斥,谁又来聆听?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个世界不缺观点,但缺乏有理的辩论。现在的互联网辩论,似乎越发体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特征。然而柴静所思考的,却又带领她走向了相反的结论:我们不需要观点和有理的辩论,我们需要,或者说记者需要,还原最真实的论据。
然而对真实论据的痴迷,又如何好于一个对结论的痴迷呢?
记者最重要的,是报道,是揭露,还是教育大众走向一个更好的公共探索的起点?这是柴静在这本书中有意识发掘,却没有答案的问题。
柴静用她这些年的经历和观察,带来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回答,却无法了解的书。
这本书就像豆老师的大部分吐槽一样,写了一切,其实也什么都没写。(《看见》书评/肚小豆求o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