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即真实，迷信亦慰藉

举凡战争小说，大抵不脱敌我之争、罪与非罪、正义与邪恶的窠臼。描写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的小说《老虎的妻子》虽然为这场战争定了性：“当你为国家解体而战——纠缠于你的姓氏、血脉的根源在哪里——你只会看到憎恨，互憎的进程漫长而缓慢，人们饮恨为生”，但作者蒂亚?奥布莱特对这场她童年侥幸脱身的战争显然有着更为内省的思考。在她笔下，战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们关于战争的成见是如此之深，以至如果不加以澄清，就意味着战争远未结束，战后重建更无从谈起。
作者开门见山就把枪口对准那些祭出“人道主义”大旗的知识分子。她描述女主人公、高材生纳塔利娅如何因未能通过行动阻止战争愧疚不已，这种愧疚感又如何“化身为帮助他人的渴望”，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以一种挖苦的口吻揭示了这种“羞愧感”的本质：“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知晓了他们的疾苦，早已习惯把他们的挣扎定义为我们奋斗的理由、争辩时必须涉及的议题，并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叛逆充满正义感”。
这种高高在上的“正义感”会使读者喜滋滋地看到，主人公充满科学和理性的“奋斗”，是如何在乡村坚如磐石的沉默面前、在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中不堪一击的。不过小说最终的目的不是讽刺，也不是究责，而是着眼于如何弥合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些创伤不只是物质灾难和肉身之痛，还包括伤痕累累的心灵——战争最大的受害者。而走入这些受伤的灵魂，也成为纳塔利娅重新认识和理解这片古老又忧伤的土地，和居于其上的人的生存意义的契机。因而，从这个意义来讲，本书看似一本逡巡战争灾难性后果的群像小说，实则是一出疗救灵魂、抚慰众生、回归生命本源的心灵“奥德赛”。


小说由众多故事串联而成，打个比方的话，纳塔利娅的志愿救护工作好比一条主线，缀满主线左右的是她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故事，将各种故事统摄起来的是她刚刚去世的外公，外公既是其中一些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参与者。小说结尾，这些上溯百年的故事通过纳塔利娅的转变起到了干预当下的作用，“虚构”取代“真实”而成为了“真实”本身。
这些老故事，如“不死人”、“老虎的妻子”、“屠夫”、“大熊”、“药师”等等，它们不无原型，但添油加醋后反而成了迷信。迷信虽荒谬，却因其是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反映而别具生命力，它们在小说中起着一种诡异的作用：一方面，在国家瓦解、法律弛废和社会崩坏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崩溃、南斯拉夫内战和诸多无休无止的民族冲突），成为防止人伦关系彻底堕落的支柱；另一方面，又成为阻碍人们彼此了解和宽容的障碍，除“不死人”外，很多故事都以悲剧收场了，但内中是非却并非单纯到读者可立马作出爽快的道德判断，如虐待“虎妻”的“屠夫”丈夫，其实也是一个和9岁外公一样有着梦想的年轻人，其人其事，莫不让人遗憾和怜悯。
同时，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建立起外公早年经历与后来岁月中所坚守的处世原则的联系，对他来说，连同其终身怀揣的那本载有老虎故事的《丛林之书》，这神秘斑斓、生机勃勃的“大猫”俨然是时代剧变中保持自由、矜持与尊严的象征。而从整体来看，从未直接登场的外公在小说中的意义亦堪为“大猫”的变体，见首不见尾却是所有故事的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作者开头对那些诡异故事抱持一种边撒花边吐槽的姿态的话，那么在处理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时候，则明显倾向于发挥它们的“正能量”，这使小说关于迷信的话题更具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使人不由得将焦点从甄别真伪转移到更加重要的东西上去。“我们讲给自己的那些故事远比我们眼目所见的世界要真实”，作者有把握在这种情绪的引领下，你会搁置这些故事的真伪性，正如你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两个故事版本间的倾向性选择。
比如“不死人”故事的最后部分，外公与“不死人”在一家饭店重逢，饭店侍者将于第二天死于战火，一番思想斗争后，外公终于站在了引领灵魂去往另一个世界的“不死人”一边，同意让侍者在甜蜜的工作中离世，而不是怀揣着必死的恐惧死去。“人死之时，死于恐惧；但是，孩子死的时候和活的时候一样——他们死于希望”，即使像孩子那样“死于希望”是如“不死人”的故事一样是外公编出来的谎言，但对于生者的慰藉是与让死者安息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情。
小说结尾体现了作者难得的诗情，她想象外公小时失踪的那只老虎始终居住在他家乡的某个地方：“在它的回忆里，一切已死寂，唯有老虎的妻子还在，在好多夜里，它会不停呼喊她，声声陡急，声声萦绕。那呼声孤零而低沉，再也无人听到。”事实上，老虎早就不在，“虎妻”已离人世，家乡也已沦落为他乡，再也回不去。只留外公的遗愿，包裹在这如琥珀一样的残念中，“声声陡急，声声萦绕”，通过作者的妙笔，驻留在我们心头。
相对于温情的结局，全书风格却是意外的冷峻，除极少使用比喻之类的修辞手法外，对战争的叙述多为直来直去的白描，那些亦真亦假的故事则充满血淋淋的自然主义色彩，抒情亦只出现在纳塔利娅谴责“掘地人”挖尸祭奠的那些义正词严却又无比愚蠢的桥段，这使得这部由女性创作的小说显得刚毅又“残忍”，不过这种写法倒是剔除了“疗伤”小说常常不得摆脱的甜腻腻的陈词滥调。作者克制情绪的手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朴素的美，在这里，催泪是矫揉造作的代名词，是无法获得读者同情的。（《老虎的妻子》书评/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