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刊编辑的黑夜

我是一个报纸副刊编辑，一周五个晚上在一幢大楼里上班，每个晚上都看见窗外的灯火逐渐熄灭，眼前的城市慢慢陷入一片沉寂和黑暗。从前如此，换了报社之后，现在还是在一幢大楼里上班，唯一的不同，就是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而已。
每个晚上，我上夜班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起意大利作家迪诺?布扎蒂的那部长篇小说《鞑靼人沙漠》，小说讲的是一位叫乔瓦尼?德罗戈的中尉奉命驻守巴斯蒂亚尼城堡，这个城堡处于广袤无边的沙漠之中。年轻的中尉每天都在热切地等待与鞑靼人来一场激烈的交战，期望他们从某个方向的沙漠边缘策马而来，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鞑靼人始终不见影子。又是多年过去，乔瓦尼?德罗戈中尉日益衰老，意志逐渐消磨，这时候，鞑靼人发起了进攻。
我之所以经常想起这部小说，因为它是一个隐喻：个体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孤立无援的处境。乔万尼?德罗戈中尉是我们所有人的象征，他代表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世界上的存在，而那片沙漠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巴斯蒂亚尼城堡就是个人所在的具体处境。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场等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最终等来的是什么。

在处境上，乔瓦尼?德罗戈中尉、作家迪诺?布扎蒂和我，都有着巨大的相似，迪诺?布扎蒂也是一个记者，也是在大楼里煎熬一个个无休无止的报社夜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就失去了许多机会去游历别的空间，也缺少对其他空间的认知。然而，迪诺?布扎蒂在他的城堡里，在他的纸张上，运用自己的想象和笔挖出了另一个空间，乃至地狱。他发现，在这种永无尽头的等待里，人间就是地狱，传说中的地狱只是人们对人间的一种描绘。
至于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份工作，而非为了报纸。在编稿做版，约稿回信，去邮局投递样报等等各种繁琐的事务中，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八年。我曾经问自己：你喜欢这个工作吗？但是没答案。我已经最大限度地放低了物质要求，坚持这个工作，只是上班时间比较集中，业余多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读书、写诗。
跟其他所有行业都有麻烦一样，做副刊编辑也难以避免各种麻烦，其中之一：应酬。作者请我吃饭，我去了，不回请，人家就背后说：这种编辑嘛，就是靠吃作者的饭，蹭吃蹭喝。作者请我吃饭，我不去，作者还是在背后说：这种编辑架子太大，喊了无数次，也不来，生怕高攀了他。好吧，爱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吧。无休无止的饭局应酬，实在让人厌倦。在无数次对自己的发问当中，又有了一次问我自己：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终身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次，我立即给出了答案。集中所有时间来做一件事情，这是我必须遵守的理念。
距离。与任何作者保持距离。在旁人看来，或许我对自己看得过重，而多少表现出一种傲慢，但是只有我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复杂，随便做点什么事儿，都会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所以有所谓流派、有所谓门生、有所谓站队、有所谓靠山这些奇形怪状。几千年来的“文人相轻”的传统，恶疾一般牢牢扎根所有写作者的头脑里，至今如影随形。稍微不慎，言语失误便卷进这种、那种恶心的圈子和是非之中。
不偏不倚，尽量做到公平，不因人废文，也不因文而捧臭脚。每个作者都有机会，无论作者有名无名，稿子适合版面就刊登。做报纸副刊，要面对为数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如果编辑拘囿于小圈子的话，那么副刊越做越狭隘，内容单调重复，没人爱读只有几个作者的副刊，读者会越来越少，副刊能够维持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跟所有作者保持一种距离，不把时间花费在应酬和评头论足上面，既避免了编辑在工作中带有情绪化和倾向性，也为他自己节省大量的时间，以便专心自己的私事。偶尔，我很感谢一些从未谋面的作者，他们默默投稿，我用或者不用，他在那里，继续默默投稿，不催不问。
有些作者能成为朋友，而并非全部作者都能成为朋友。如果我把所有作者都当朋友，那么，我即便不是过于愚蠢，至少也是一厢情愿了。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只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文章就是商品。如果谁只想做一个编辑，又没有自己的追求，跟每一个作者都保持来往，那自然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并不希望别人拿工作上的事情来打搅。
由于目前中国的新闻出版制度、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部分涉及某些敏感内容的文章并不能刊登。期刊图书因为受众面并不是太大，所以显得宽松。报纸因为受众面广，反而受到更为严苛的监控。有时候，我非常愤怒，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种动物，一篇文章就要撤换。然而时间一长，我就不再愤怒了，因为愤怒不能改变任何事实。或许，我已经麻木。在这个国度，一个报纸编辑成熟的标志就是冷静、理智、服从。在漫漫黑夜里，一个愤怒的编辑走在昏暗的楼梯间或走道里，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我倾心于西方报纸的水准之高，尤其在文化方面，但是也仅仅是倾心。当我读到一篇文章说，马尔克斯、略萨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时候，就没法想象人家报纸的版面到底多大、尺度有多宽。罢了罢了，只有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做多大做多大，能做多热闹就做多热闹。人力所限，唯此而已。
随着了解一些报纸副刊和从业经验的增长，慢慢地，我也形成了一些有意无意的规矩，除了跟其他报纸副刊有些相同的特性，还有一些独有的规矩：不谈偶像崇拜，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不在报纸上打笔仗，文人的战争不仅在文字上，还会停留在嘴上和心里；宁可风花雪月，也不歌功颂德；唯文章质量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关系烂稿；尽量多多发现新的作者，文章大体不错，即便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去修改，这样能够丰富作者群体，也可以丰富副刊版面内容。
多数作者是有文学追求的，或者说想今后依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有少数作者纯粹出于偶然才写作，一些事情积压在他们心里，老放不下，因而产生了一种表达的欲望。这样的作者，此前很少写过文章，写完一篇文章，像是还愿，此后再也不会拿起笔写其他文章。
两年前的一天下午，一位个头不高、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显得很拘谨，站在离我的办公桌一米的地方，对我说：我有一篇文章，想请你看看，如果能刊登，那最好了。我看了看他，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朴素的灰色，忘记他脚上穿的什么鞋子。他的头发很短，贴在脑袋上，像一颗干杨梅。脸很瘦，白里发黄。他拿出了一封揉得皱巴巴的黄信封，又从中抽出一沓折起的文稿纸递给我。还好，才几页。我浏览了一遍，文章说的是知青在云南的故事，大概一千一二百字，文笔、语句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喜欢用的，短语、成语、华丽辞藻满页都是，不过故事还好，有些句子描绘很生动。
等我看完稿子，老先生慢慢地说：他是个中医，二十岁左右就从广东来云南下乡，一位女同学和他同行，临行前，女同学的妈妈拜托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不料，没过几年，这位女同学就死在云南。他自愧有负所托，就一直不敢回乡，于是留在云南工作和生活，至今孤身一人。四十年来，他没法忘掉这件事，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发表，借此告慰那位女同学，也纪念他们在热带丛林里度过的青春。我告诉他，文章能刊登，我们没有打字员，请您自己找人帮您打字，然后拷贝给我。
过了两天，老先生过来一趟，把文章拷贝给我。我笑了笑，问他：您是喜欢这位女同学的吧？他变得有点紧张，脸色依然平静、隐忍，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第二天，文章见报。第三天，他又过来一趟，进门两尺左右，站住，然后说：非常感谢你，张老师，帮我完成了一个心愿。说完，他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非常吃惊，几乎同时站起来。他却直起身子，倒退几步，转身出去，再也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他到底收到了那份微薄的稿费没有。或许，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已经是遂了心愿，多少能够减轻一些心理负担吧。
不知为什么，我老记得这件事，想起来的时候，居然还清晰地记得他进来，站住，深鞠一躬，再转身出去。那些动作连贯、轻快，又有些落寞和哀伤。我又坐下来，继续对着蓝色荧光闪烁的电脑。一个人因为愧疚而逃避了四十年，接下来的日子他要继续逃避。我不能感受他的处境，但是他身上也有一种孤独的等待，等待某种事物的终结。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晚。（文/张翔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