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上空的烟花

洱海上空的烟花

??洱海上空的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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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第一期的《大理文化》杂志上，看到公浦的一篇文章，我把它定位为“嘴仗”——因为全文的主题是对一个熟人过往言论的反驳上。
??看完这篇文章，我很悲伤。
??在开始诉说悲伤原因的时候，我更加悲哀的发现，我，一个大理人，需要对绝大部分的同乡先介绍一下公浦是谁。而这原本应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多年来，我一直很疑惑：五朵金花及金花的儿女们早已被全世界的人们熟识了，在意大利或美国的一个什么地方，无论你用蹩足的的英文还是纯正的汉语发音说出这个音节：‘DaLi’，那些躺在欧洲的阳光下喝着啤酒，或许在美洲东海岸进行日光浴的人们，总会有人应和着叫喊：‘JinHua’！而为什么在许多场合，人们都常常轻易地忘掉两个名字——是他们在40年前写下这部有着长长生命力的作品，他们的名字，却很难像‘金花’一样被人们挂在唇边。”
??她们，一个叫季康，一个叫公浦。
! h$ R( c  O9 ^) ]  s. U. T, r9 Y??在前面我提到的文章中，公浦主要对张树芳——当年创作《五朵金花》时候的大理地宣传部副部长——去年同样发表在《大理文化》上的一篇访谈进行了一一地反驳。文章写得很细，认为张树芳对《五朵金花》创作情况的许多言论都不符合实际，并作了辩驳，看上去有理有据。
??我无意于介入他们的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与我无关，但有一点悲哀却是木已成舟：公浦和张树芳两位至少有一位在说谎。而他们，一个是《五朵金花》的剧作者之一，一个是创作《五朵金花》时当地政府的重要支持者，都对这一部影响深远的电影的诞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天，他们在大理的媒体上各唱各的调，手心打手背，窝里斗。作为大理人，好像被他们各打了一个巴掌，强烈的羞愧感让我不好意思大声喊痛。
??然而，这只是表面。事情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对应当大力关注的事情的视而不见，对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却大肆追捧。尸位素餐惯了的我们，长时间一直是一只无头苍蝇，没有方向，没有主张，生怕被人遗忘。因为没有自己的脑子，只能哪里热闹就往哪儿窜，不管好是坏事都像插上一脚，好像这样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9 z: Q3 L- @  D4 b??接着以上面的《五朵金花》举例来说吧。
??毫无疑问，金花和阿鹏的浪漫迷醉了世界，为大理名扬天下立下头功。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五朵金花》一问世，大理就成为了无数人心中蠢蠢运动的目的地。所以八十年代初，当《五朵金花》重新上映后，大理的土地上盖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脚印，旅游业开始了快速成长。（金庸的《天龙八部》紧随其后，再一次用艺术作品紧紧抓住了全国人民行走大理的欲望。）
??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记住了金花和阿鹏甜美的笑容，记住了五彩的衣裳和动人的旋律，记住了杨丽坤隆重的葬礼和季康“衣锦还乡”的风光无限……我想起明朝小说家冯梦龙一句经常的叹息:都说锦上添花易,从来雪中送炭难。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如潮的掌声中喝彩不止，却惯性一般的忘了给跌倒的人伸出善意的手，甚至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没有。有多少人知道，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与荣耀之后，整个《五朵金花》剧组经历了怎样的批判与凌辱？有多少人知道，躺在上海那片浮华的墓地之前，杨丽坤把生命的三分之二交给了痛苦？有多少人知道，季康当年远渡重洋而去，而背后是她深爱的云南、深爱的大理，还有和她共同写出《五朵金花》的丈夫——公浦？又有多少人知道，在整整半个世纪中，住在昆明的公浦仅仅只回到大理三次：最早的一次是1995年——离《五朵金花》诞生近四十年，最近的一次也已经是2001年了——为了参加《大理三月好风光》的发售仪式，唯一被大理政府邀请的是1996年那一次。据说，前两次来大理，他都是自己买长途汽车票来的。从昆明到大理，只有不到400公里的距离，但人心的距离又怎样衡量？！
??50年，400公里，3次，与这三个冰冷的数字相关还有一组数字：《五朵金花》给大理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绝对过亿；大理州政府曾经“悬赏”——“谁能写出比《五朵金花》更好的片子，就给奖金5万元。”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浦仍说：“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大理了，但我的心永远在大理，我永远是大理的儿子。”
) H3 [, L# c0 {5 ?2 H% r- {??一张深情地脸庞，一个粗鄙冰冷的屁股，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评价两者遭遇的情形。
??很多时候，我都为大理感到羞愧。
??我羞愧，大理泱泱三百多万人，台面上竟然没有几颗“敢为天下先”的脑袋，没有几个“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场景。有的，只是无休止的“学习考察”、“取经”和四不象的拷贝。
??没有前瞻性的眼光倒也罢了，学习别人本来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可气的是，我们却通常不顾南橘北枳的个体差异，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始依葫芦画瓢，结果往往是东施效颦。
??所以，当全国刮起高尔夫风的时候，大理竟要在沿洱海建八个高尔夫球场；所以，当建设大城市的口号像大字报一样贴满华夏大地的时候，我们也“与时俱进”的提出要在大理坝子塞满一百万人口，好跻身“大城市”的行列。
, m" S0 c; F, \* ]7 r0 M??而本来应当活跃的场合，我们却缺位了。还是以《五朵金花》的女主角杨丽坤为例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杨丽坤还在带着政治帽子还在忍受着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只有当全国舆论沸腾，时机成熟的时候，云南省政府才派人跑到上海催促当地政府“落实政策”；2000年，杨丽坤逝世，全国掀起了怀念杨丽坤的风潮，大理州政府、云南省政府连忙派出强大的阵容参加了这一场被无数媒体关注的葬礼。而在这此前的几十年里，在杨丽坤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时候，我很少听到来自大理、来自云南的所谓“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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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y: L. @, ?! W4 a% d, }??我希望,大理的眼睛变得明亮。在喧嚣的江河中，把握住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发出自己的声音。把一切无用的浮华淡出视野，让一切值得关注的景象像苍山洱海般永远在人们眼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洱海上空瞬间美丽的烟花，短暂的关注之后就是长久的弃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