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创建之功属于谁

白话文创建之功属于谁
有个说法很响亮，说是现代白话文的先行者不是胡适等五四文化精英，而是英敛之。因为英氏作为《大公报》主编，早在1902年就于该报特辟专刊登载白话作品了。这个说法一出，媒体广为转载，好像有了文化新发现。实际此说相当轻率，华而不实，是严重违背历史常识的。
白话文发端于宋元话本，勃兴于明清通俗小说，至晚清，不可胜计的章回小说，基本都是白话写作。近代报纸的出现，对白话文有很大促进。清末民初报纸多如牛毛，为争夺市场，很多报纸都辟出专栏，刊登白话作品。有的报纸更直接以“白话”名报，如《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大公报》是这些兼登白话作品的报纸之一。但要论历史，它却不是登白话文最早的。《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而如上述《演义白话报》等，创刊于1897年；还有如《女学报》、《寓言报》等，也基本是白话报，创刊于1898年。晚清时上海有一份白话刊物，叫《海上奇书》，创刊就更早了。值得注意的是，比《大公报》仅晚出一年半的《安徽俗话报》，不只专登白话作品，其办报方针还明确提出：“要把各项浅显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说出来”。这对推行白话，已显然是有主观自觉的了。这份报的主编，就是日后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但以上这些白话文不论如何发展，都说不上具有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的革新意义。因为这种白话流行已经几百年，与文言文从来是俗雅两界，壁垒分明，一直被视为“引车卖浆者流”的俚辞，根本难登大雅之堂。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就是要打破这一壁垒，甚至颠而倒之，将白话文推上主流文化的“雅”座，使之成为社会的体面用文。实现这一任务的是《新青年》，正是这一标志着五四言论阵地的刊物的出现，才使白话文改换门庭成为可能。在这一刊物上，先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为白话文的推行确立了理论根据，继有鲁迅等人的一批小说刊出，在实践上做了白话文的奠基。《新青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才有了包括以推行白话文为一项内容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推行白话文虽然为时不长，但收效很大，从此结束了文言文的统治时代，白话文随之成为朝野共用的正式书面语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我们不妨称五四以前的白话文为旧白话，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为新白话。就文风看，新旧白话也有很大不同。新白话可以说是天然地与科学、民主等新思想相联系的，是特别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的；而旧白话一般缺少这一思想特征。同时，在语言风格上，旧白话带有较多文言的痕迹，如人物对话不用“说”而用“道”，称“我”为“吾”，虚字还不免“之乎者也”等，这些在新白话里很少见了。再从文章结构看，新白话欧化严重，句子长而松散，叙述不讲顺序等，这就不见得是什么优点了。
观察一个社会运动，要看全体，不能抓住一枝一叶就下结论，否则就像瞎子摸象，哪能见着“全象”呢。总之，白话文的创建之功，只能属于胡适等五四精英们，而不是别人，这是不应改变也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