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天宝战争与李宓其人 南诏,是唐代兴起于今大理地区的一个强盛的地方政权。王族姓蒙,“诏”在南诏古语中意为王国。古时在今洱海一带有蒙秀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互不相属,彼此攻伐的小王国。其中的蒙舍诏就是日后南诏的前身。随着唐王朝的建立与兴盛,审时度势的蒙舍诏统治者展现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的态度主动臣服于唐朝,从而换取了唐朝对蒙舍诏统一六诏事业的支持,而唐朝也意欲通过扶持新兴的南诏政权以牵制国势方兴的吐蕃,双方一拍即合,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南诏第二代国王逻盛曾多次前往长安朝觐唐高宗与武后,在唐境姚州(今云南大姚)生下儿子皮罗阁,甚至最终自己也病死于长安。在唐朝的有力支持下,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南诏王皮罗阁战胜河蛮,攻取并定都大和城。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赐皮罗阁名为归义,晋爵云南王。随后在剑南节度使王昱的建议下,将六诏合为一诏,南诏王国自此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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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故都太和城遗址,段海容摄于2022年2月8日) 然而进入天宝年间以后,唐玄宗逐渐年老昏聩,不理朝政,奸臣当道,国势渐衰,而新兴的南诏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发展。因彼此间沟通不畅,缺乏政治互信,双方在对滇东滇池地区的统治权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以天宝九年时任唐姚州都督张虔陀非礼侵犯阁罗凤之妻、挑唆离间南诏王室关系事件为导火索,导致轰轰烈烈的天宝战争就此爆发。 长期在云南地区任职,堪称唐朝“云南通”的李宓在天宝战争爆发前后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李宓在天宝战争前便作为唐朝经营滇东地区的重要军政官员,负责招抚盘踞于滇东地区的爨氏势力的同时遏制南诏东扩,因而遭到了南诏方面的忌恨。天宝十年战争爆发后,唐军在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率领下大举南下,气势汹汹直逼南诏都城太和城。南诏闻讯后在求和无果的情况下与吐蕃结盟,双方联军在西洱河畔大败远道而来的唐军,唐军主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第一次出师征伐不利后,秉持国政的奸臣杨国忠不甘心失败,反而还“欲求恩幸立边功”,向玄宗进献谗言,玄宗遂下诏整顿兵马再度进攻。天宝十三年,杨国忠遣李宓领十道兵,号称有十万之众,再伐南诏。李宓计划水陆并进,从今邓川、海东地区夹击太和城。南诏方面则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太和城下。南征的唐军士卒多为新募之兵,训练不足且士气低落,同时还饱受瘴气之苦,内部瘟疫横生。并最终在补给耗尽后,被迫撤军,南诏则全军主动出击,再度全歼唐军,作为主将的李宓也“沉江而死”。唐朝两次南征南诏均以惨败收尾,不仅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更是直接导致与南诏的关系全面破裂,南诏自此倒向吐蕃,与之结盟共同对抗唐朝,成为中唐时期唐朝在西南的一大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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