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中国梦

提起新疆，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
看完这本书，你可能会发现，你脱口而出所作的回答，十之八九都是偏见。事实上，书中所记录的100多个来自新疆的不同民族、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他们的故事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就是当他们来到内地之后，发现周围人对新疆和新疆人的种种无知、误解和偏见——例如以为新疆都是沙漠、人们都骑马上学，而新疆孩子则都是小偷。
确切地说，无知和偏见虽然往往相连，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分为二地看。美国人也以对他人的无知著称，就像2004年的得奖电影《撞车》中所表明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彼此并不了解。要求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一些非主流文化的群体有很深的了解认识，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无知固然很可能带来偏见，却并不总是妨碍人们获得应有的权利。直白地说，非主流群体不能寄望于大众普遍的理解和善意，而应当有制度性的保障。
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在官方的话语中，中国一直被称作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何谓“多元文化”。“多元”一词，及其连带而来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从未真正扎根深入普通中国人的心灵。即便在上海这样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建设开放多元的国际大都市的前沿城市，也是如此：在这里住了三代的维族，仍被视为是“新疆人”而非上海人；前些年黑人女孩娄婧，虽然从小在上海长大，其母也是正宗上海人，但在生活中仍受到排斥和非议，这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多元平等”仍是一种相当新的舶来品。这也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转型：现代的身份归属，往往是可以后天获得的，你在上海住得久了，你就是上海人，这一自我认同超越根基性的血统、宗教、民族、文化等身份标识，才使都市性的多元文化成为可能。
如果去掉族群和地域的标签，那么，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会发现，书中这些人物的故事，其实看起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地人没什么区别。这些年轻人也都是怀着不甘平庸的心灵，想着要去一个陌生但更开阔的天地里追寻自己的梦想，犹如其中一个女孩子所宣告的：“如果你是鲸鱼，就一定要选择大海。”扉页上的那句“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即便乍听起来有几分心灵鸡汤的味道，但的确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的主要特征：他们是一群有梦想且渴望改变的人，他们心里都住着一个理想的自我。
看到了这一点，却还仅仅依赖某些带偏见的标签来拒绝他们（如书中所言，一些招聘单位明确表示不招新疆人），那无疑是极大的不公平。但这在现实中却是常有的事，“现在社会上……他们一看我的长相就把我当成老外，用英语问候，当我一说我是新疆人，那眼神和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情况在内地很常见，无奈地习惯了，但还是觉得不好受。”就像书中有人感叹的，“一个在内地的新疆人若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所要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正所谓所有的自由都有沉重的代价。”这也是为何一位维族老师在浙江义乌开设英语培训时，自称是中加混血儿，他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被贴上一个标签，而是以自己的能力受到认可。
而他们之所以怀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往往也惊人地相似：许多人都提到，自己家是老家那边罕见地眼界开阔而包容的家庭，长辈注重教育，年轻人往往还有在内地新疆班读书的经历。在这里，知识的确改变了命运。和许多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自此发现了一片更开阔的天地，再回去不免有几分落差感，以至于每次回乡后常常有几分格格不入（尤其是面临父母逼婚的时候），而老家那边的人也对他们的奋斗经历有着种种因不能理解而来的误会。不难看出，虽然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珠海这样的城市里漂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为了自己的梦想，他们也都心甘情愿。这些，都与他们是不是新疆人无关，而是当下年轻一代中国人共有的心理。大概也因此，除了佟丽娅等极少数知名人士之外，这里所访谈的都是普通人：它没有采访一些更有名的新疆人，例如高空王子阿迪力、在贵州慈善助学的阿里木江，以及最近在《中国好声音》中出名的帕尔哈提。
他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经历。虽然他们因其特殊的身份而遭受到一些误解和区别对待，但那其实也并非只针对他们——例如，虽然有着“招工不要新疆人”的明显歧视，但国内的用人单位在招人时，常毫无顾忌地流露出性别歧视、学历歧视、地域歧视乃至星座歧视，如《寻路中国》中便说到浙江的一些企业在招工中明确说不要贵州人，却不说明理由是什么。公平地说，如果易地而处，一个汉人在维族聚居的和田等地，所遭遇的敌视或偏见可能更大。然而在这个庞大、混杂而又快速旋转的中国舞台上，这些问题的普遍性正提醒我们：所谓的“新疆问题”，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整体改善和提升，仅就局部消毒处理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现在这一问题的棘手和敏感更表明：族群政治是任何社会问题的倍增器，会引发成倍的破坏力。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幸运之处：设想一下，如果农民工是另外一个族群（例如外国劳工或美国的黑人这样的群体），那么现在农民工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将激发起何等的社会矛盾。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应该在确保每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尽量以制度来保障人们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获得肯定。在全世界几无例外的是，这一点通常总是在大城市会做得更好，因为越大、越现代化的城市，就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在新疆，人们都很热情，而上海则人情冷漠”），在这种地方，人身上的标签和关系便不如能力那么重要。
这并不是说族群和地域的标签就此不再重要，很多人往往是在背井离乡之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认同。就像我本人原本因为从小在上海远郊的崇明岛，那时从不自认是“上海人”，但在南方读大学后常被人说“你不像个上海人”时，我倒第一次开始思考“上海人”这个标签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了。虽然看完这本书的人，大概都会觉得依靠民族和地域的标签去认知新疆人是很愚蠢的事，但吊诡的是：也正是“新疆”这个符号让人们去关注他们这个群体。事实上，像这类对普通人所作的访谈并不少见，比如《二十五岁的世界》一书便是与各地年轻人的对话。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从湖北来》或《我从江西来》，同样是讲来自某地不同人的经历，你还会有同样强烈的兴趣吗？（《我从新疆来》书评/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