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神的本主：大理白族地区的精神信仰
走向人神的本主：大理白族地区的精神信仰作者：葛玉梅
本主；本主庙；人神崇拜；白族；大理
本主崇拜是大理白族极具特色的信仰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大理白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若从时间上看，在唐南诏国时期已经有了本主崇拜观念及其信仰形态，而到宋元大理国时期则有了成熟而典型的本主信仰形态，到了明朝初期则再发展成白族普遍性的本主信仰体系。若从宗教学视角看，本主信仰表现出强烈的人神崇拜属性：从异质性的他者到人的道德圆成者，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本主身上所呈现的人的属性越来越强，其作为核心的特质也越来越突出。大理白族地区围绕本主建构的人神崇拜，拉近了人与神灵之间的距离，从而围绕本主庙形成了—个互动性的村落生存共同体。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几乎每个村庄、镇或区都存在一个民众集体的精神家园，当地人常称之为“本主庙”，多供奉名为“某某景帝”“某某君”的主尊及其他神众。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本主信仰在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动态的生存方式，影响或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村落共同体的地域性保护神。换言之，对于大理白族而言，本主信仰既是一种村落共同体生存的民俗生活文化，又是带有精神信仰及生活指导的宗教形态。
本主信仰在20世纪40年代就进入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如费茨杰拉德（C.P.Fitzgerald，即费子智）、许烺光（Francis L.K.Hsu）、徐家瑞、郑天挺等学者从人类学或民族学角度，对大理白族社会及其本主信仰进行了基础性地探索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本主信仰的研究更是逐渐增多，并脱离了早期基于田野调查的描述性研究，走向关注信仰群体、伦理道德、民族意识、仪式仪轨、文化特征及宗教属性等多视角的专题研究。如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书，通过区分本主信仰和非本主信仰来呈现地域崇拜的等级结构。从研究的方法论上看，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呈现岀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研究，而缺少宗教学的研究视角。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和民俗文化为基础，试图从宗教学角度来认识大理白族的本主信仰。
一、村落共同体中的本主庙
从他者的视域来看，大理地区的本主信仰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民间性、生活性、杂融性等特点，虽然在本主类型、仪式仪轨、时间先后等方面更多地呈现岀差异性，但在信仰形态、文化属性、社会功能等方面却趋于一致。2019年，笔者重点考察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上银村、磻曲村、西城尾村、大邑村、头铺村和古主庄六个村的本主庙，同时也参考了部分周边的本主庙。经过调查，笔者发现这六个村落本主庙的空间格局、本主神及其陪祀神灵谱系有如下特征：
首先，从格局和配置上看，本主庙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呈一字型殿阁或主殿配左右两殿的格局。从调查的6个本主庙来看，其常常与文昌殿或文昌宫建在一起，如头铺村、古主庄、大邑村、西城尾村皆是如此。不过，本主与文昌虽然同时岀现，却分属两个不同的信仰空间，呈现岀前后并排式或左右分立式的格局。也就是说，本主信仰与文昌信仰并未混合或融合在一起，而是保持相对独立的信仰体系。若从方位上看，它们没有明显的特征，本主庙多坐落在村落的边缘而非中心区域。这反映了本主庙原初或是建在村落生活区域之外，是一个有别于世俗生活的神圣空间。目前，头铺村、上银村以及湾桥镇中甸村的本主庙都紧邻村委会。实际上，在恢复与重建本主庙过程中，村委会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意味着，本主庙在地方传统中更多地被视为承载村民习俗文化传统的公共空间，故而得到多方的支持。除了殿阁外，几乎所有的本主庙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本主庙中种有高大的紫薇树并长期开满紫薇花，当地民众多将之称为“火把花”，意味着火把节时开的花。
其次，本主庙中的本主呈现岀非常多样化的样态。西城尾村的本主名为张凤羽，封号为“大圣妙权京城有慈圣帝”；大邑村的本主为“爱民景帝”；上银村的本主封号为“西天文武护国安邦爱民景帝”；头铺村的本主为“北方都督大元帅殖民皇帝忽必烈”；古主庄的本主为“通海将军张本主”。由此可见，本主多被封为景帝、圣帝、皇帝及将军等名号，而这几位本主同时又是存在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些人中，既有大理白族中在历史上建立丰功伟绩的先民，也有征讨大理早期政权的汉人、蒙古人等。也就是说，本主并不一定是大理白族人，也可以是外族人，乃至“敌军”，但绝不能是“作恶”的人。因为，大理白族在描述本主的时候，特别强调本主要“有益于民”，表现为赤诚忠心、仁德威武、安邦定国、爱民如子、扬善除恶、清正廉洁、知识渊博等高度道德化的人格特质，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总体来看，本主多是以历代帝王、文臣武将及传说人物为主体的，其“有益于民”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现世关怀，而非针对来世。
最后，在本主庙中除了主尊本主外，还有其他的陪祀神灵。第一类是与本主密切相关的家人，如本主的夫人、儿子、父母等，表现岀本主神灵的家庭属性，说明本主与普通信众在世俗家庭生活方面具有趋同感。第二类是主管与信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事务的神灵，如财神类神灵赵公元帅、生育神子孙娘娘。近年新修的本主庙很多都塑上了财神赵公元帅，这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求财心理。财神作为本主庙中的陪祀神，通常供奉在大殿中的主神左右或在配殿中。财神关乎生活质量，与民众向往美好生活有关，而生育神则关乎生命的延续。第三类是在信仰生活中较为普遍的观音信仰与地藏信仰。观音主要以慈悲心来排解信众生活中所面对的苦难，而地藏信仰则主要与信众希望安顿死后世界的观念有关。可以看岀，本主庙及其相应的祭祀神灵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关于家族、村落乃至国家的集体生活领域，这主要由主尊本主来承担；另一方面是关于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这主要由本主外的其他神灵来承担。也就是说，本主庙中的本主信仰指向的是某一区域集体性的事务，而其他神灵则指向的是个体的人与事。
二、走向人神的本主信仰
虽然本主信仰是大理白族带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但该如何认识和把握本主信仰的特质呢？又该如何追溯本主信仰的起源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无论从时间、名称、数量上看，还是从形态、类型、功能上看，本主信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庞杂性。若从词义上看，“本主”可理解为“本境福主”“本境恩主”“本境土主”，指“主人”或“祖先”的意思。具体而言，在不同的白族聚居区，“本主”不仅有不同的称谓，如“岛博”“武僧”“武僧尼”“本任尼”“东波”“吾白害”“老谷”“老太”“务诏”等，而且也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如与南诏或大理国时期相关的皇帝、清官、唐将、汉官、英雄、烈女、孝子、自然神等。若从数量上看，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内到底供奉有多少位本主，也很难有确切的数据。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主信仰多呈现动态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本主信仰的复杂性。在大理本主神谱中，有一个“中央本主”段宗牓，下面有救身堂、十八堂神、七十二堂景帝、五百神王，加起来有590多个。然1982年在对大理鹤庆县进行本主调查时，就确认有531个本主神。若覆盖到整个大理，可以想见本主的数量将更加繁多。那么，“谁”可以成为大理白族供奉的本主呢？从众多的本主碑记看，往往是有德于民或是对白族村落民众有特殊意义的人或物，才可成为本主。正如《国语·鲁语》所言，“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大理的本主崇拜也大致如此。
（一）作为异质性的他者：自然神本主
从文献来看，很多学者倾向于本主信仰起源于唐代的六诏或南诏时期，有三种依据。一是根据唐樊绰所作《云南志》中收录的《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
贞元十年……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
二是根据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南诏传》：
使其子閤劝及清平官与佐时盟点苍山，载书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
三是根据王崧编纂的《南诏野史》：
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 类似的记录又见载于杨慎所撰之《南诏野史·大蒙国》：
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
（异牟寻封）点苍山为中岳，乌蛮乌龙山为东岳，银生府蒙乐山为南岳，又封南安州神石亦为南岳，越赕高黎贡山为西岳，嶲州雪山为北岳。封金沙江祀在武定州，兰沧江祀在丽江府，黑惠江祀在顺宁府，怒江祀在永昌府，为四渎，各建神庙。又立三皇庙。
以上文献的关联性很大，虽有不同的表述，但所指向的都是苍山会盟，含有封岳渎的记载。同时，从记述中可以看岀，在南诏时期就已经有了所谓的“神室”“神祠石室”“神庙”，而这是与祖先崇拜的“祖庙”所不同的。依文义来看，“封岳渎”体现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通过修建神室、神庙供奉而使山川人格化、神圣化。同时，古代大理统治者把历代圣贤封祀为山神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世俗生活中圣贤之能人的神格化过程，与后世本主信仰中人神崇拜的理念是相通的。据此种种，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封圣贤、封山神就是封本主，而奉祀之处“神室”“神祠”“神庙”就是本主庙。然而这种理解更多的是一种推测，依据上述仅有的文献我们无法确认圣贤、山神就是本主，神室、神祠、神庙就是本主庙。诚如王明达所批评的那样，神庙与祖庙是不同的，供奉在神庙中的应该是“诸神灵”，他们并不是本主，而更类似于中原神话中的“河伯”类神灵，缺少明显的本主的影子；把“五岳四渎”理解为本主也缺乏文献上的明确证据，这很可能只是沿袭了中原的封岳渎、祭山川之古制；山神与本主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在庙宇规格、位置与信仰体系上都存在差异。当然，从后来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山神升格为本主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不过，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早期祖先圣贤、山川自然神具有转化为本主的可能性，但是本主信仰与山川自然崇拜、山神信仰之间是异质性的信仰系统，将神庙神祠等同于本主庙，把山神等同于本主，从而溯源至南诏时期的本主信仰起源说是存在问题的。
正是由于在本主信仰中能够见到山神、石神、太阳神、海神、动物神等自然神崇拜，体现岀明显的万物有灵论，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本主信仰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如刘平、赵立雄认为本主崇拜是“以白族先民的原始宗教为载体，借助佛、儒、道三教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信条，有神祇、固定的神庙、稳定的信教群体”，从而强调本主信仰起源于原始宗教。詹承绪同样认为“本主崇拜最早可能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自然崇拜、氏族崇拜和祖先崇拜”。徐嘉瑞亦主张“本主庙当为‘本村鬼主庙’之缩写”，从而把本主理解为巫教中的“鬼主”“耆老”，强调本主信仰与原始宗教有承续关系。
放诸人类早期社会，自然神崇拜十分普遍，并与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多崇拜河海神灵，而居住在山林之间则多崇拜巨石、树木。正如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所言：“对于自然的依赖感，配合着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人格的实体这一种想法，就是献祭的基础，就是自然宗教的那个基本行为的基础。”白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在本族的神话传说、庙宇碑刻中均有记载。由于白族独特的生存环境，其自然崇拜主要包括土地崇拜、山岳崇拜、日月星辰崇拜、河海崇拜、石木崇拜等，现在流传下来并广为传颂的有太阳神本主、洱海神本主及大石本主等。如大理喜洲阁洞搒村的本主就为太阳神。据载，阁洞搒村的阿光为了解救被天狼吃掉的太阳，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寻找太阳神，最终还人间光明，被奉为当地本主。内官村本主则是一块石头，传说它由南诏国宾居大王张敬的三太子所变，原先在海边，一天天自动往上滚，滚到内官村西面的山坡就不动了。后因神仙托梦村民，告知这块石头为本村本主，于是村民便将这块石头奉为该村本主。内官村人才辈岀，据说与该石头本主有关，故而有“内官村人靠得实（石）”的说法。再就是本主信仰中常见的龙王崇拜。如保鼎村的本主为白龙王，灯笼村的本主为大智东海龙王，吉祥村的本主为白龙土主。大理每个县几乎都有龙王本主，即使本主不是龙王，本主庙中彩绘龙的壁画也随处可见。此外，若对龙王本主进行关联性考察，会发现不同县的龙王本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血亲关系。如洱源河头龙王一家均为本主：大儿为官营龙王；二儿是大庄龙王；三儿是河头附近龙王；四儿是大黑树龙王本主；五儿为哨坪、关上村等地龙王；六儿为河头附近一山头的龙王；八儿封有两处地，一在五充河曲，成为小沟本主，二在鸡登；九儿乃汉登本主。白族的龙王本主信仰一方面体现岀华夏文明中的龙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水文化有关。早期先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而自上古神话开始，龙王就扮演着“水神”“雨神”的角色。雨水丰盈的程度直接关系农业的丰歉，遇到干旱年份，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龙王祈雨，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关于龙的本主崇拜。除了龙以外，牛、猴子、鸡、马等都可以成为本主，有的与图腾崇拜相关，有的与动物所具有的自然功能相关，它们往往都是为本村做过好事、善事，保佑村民平安的神兽。
依照宗教进化论，原始宗教时期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等会随着人类智力和社会的发展而消亡，抑或融入民间信仰和习俗之中。大理白族的自然崇拜体现了白族先民在生活中面对原始自然环境时所产生的敬畏之情以及单纯的崇拜之意。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意识的进步，当人们意识到风雨雷电等不过是普通的自然现象，山崩洪水也并不是山神海神发怒所致时，带有自然崇拜色彩的本主神便慢慢从人们的意识中褪去，但依然有部分自然崇拜成为本主信仰形成的“养料”，或直接转变为“本主”自身，或与其他观念相结合并参与到本主信仰的建构之中，如石岩本主吕凯。不过，虽然本主信仰中所呈现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元素，表明本主信仰与原始宗教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却无法判定本主信仰起源于原始宗教——也有可能是本主信仰在形成过程中吸收或继承了原始宗教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本主信仰中还可以看到大量不同于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容。换言之，虽然自然神崇拜具有某种拟人化的部分，但从本质上看它更倾向于外在的他者信仰，这与本主身上强烈的人神属性具有极大的异质性。而这样一种异质性的自然神本主，很可能恰恰体现的是本主信仰的早期形态。 （二）作为自我的圆成者：儒释道型本主
大理国时期，儒释道思想开始主导大理民众的精神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人类“自我的圆成”形象和内在超越状态——圣贤、佛菩萨、仙鬼等都可与本主交涉，相互演化。
从儒家的角度看，大理本主很多生前就是践行孝道的孝子。洱源县凤翔村本主敕封大圣威定四时惠国佑民景帝李文斌、振兴村本主三龙天子显佑皇帝卫道大臣李时中、起凤村本主显佑邦家高聪景帝李文景，相传为同胞三兄弟。因家道贫寒，父母年老多病，兄弟三人无钱买药医治，只好靠采集野草药来医治双亲。后因去远处草药较多的罗坪山采药，父母在家中亡故。听到消息后,三兄弟悲痛欲绝，当即一起跳崖自尽。当地人被兄弟三人的一片孝心所感动，将他们三人分别在凤翔村、振兴村、起凤村奉为本主。类似的现象还有大哥洱源县城隍、二哥上村本主、三弟雪梨本主，这三弟兄也因是孝子而受祀。
就佛教而言，中唐时期在大理国就已非常盛行，到了元朝，更是“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足见当时佛教的盛行及其影响之深远。因此在白族的本主信仰中，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与佛教有关的本主及信仰仪式。很多白族家庭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烧香、拜佛；夏历二月十九为观音会，届时信徒云集，一起举行盛大的“拜佛会”。白族佛教型本主中最多的是大黑天神和观音菩萨。大黑天神，梵语摩诃迦罗，原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神祇，后为佛教吸收而成为佛教护法神。据《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大黑天神”条载：“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者为多，塑像三头六臂，青面猿牙，狰狞可畏。何以祀此神像？民间传说，多不稽之谈。近来留心滇史，稍有涉猎，乃知大黑天神为阿阇黎教之护法神，盖其教以血食享祀，民间尤敬畏之。村邑立祠,疾疫祷祝，初谓之大灵庙，后乃目为土主也。”而在白族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中，大黑天神则是一位不忍把瘟疫洒下人间伤害百姓而自吞瘟丹的慈悲之神。除了大黑天神外，大理民众也多崇拜观音，认为阿阇梨教是观音化身的梵僧传入云南的。大理国时期的很多佛教石窟造像，雕刻的多为观音、释迦牟尼佛，当地至今流传着许多与观音本主有关的传说。大理者摩诸村、经载庄等村的本主均为观音，每年三月中旬热闹非凡的“大理三月街”也是从最初的“观音会”演变而来的。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时间较之佛教更早，对白族人的生活和习俗文化影响也较大。在点苍山会盟仪式中，就提到过请天、地、水三官，这些都与道教直接有关。此外，在白族地区普遍流行“问先灵”的习俗，或称“招死人魂”。若魂魄被本主摄去，就要请当地称为“朵兮皤”的巫师到本主庙招魂，这些仪式也多含有道教信仰的内容。此外，源自道教的本主神的塑像通常手执宝剑、胸佩明镜。所执之剑，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江河则逆流，指星辰则失度,万邪不收当；所佩之镜使一切妖魔鬼怪“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充分展现了道教神仗剑执法、斩妖驱鬼的神奇威猛特征。在白族的道教型本主中不仅有威猛的李靖父子，还有玉皇大帝。
因受儒释道的影响，在大理白族的本主信仰中岀现了诸多的儒、释、道型本主，还有很多儒释道融合的本主庙。如一些本主庙同时供奉如来、玉皇和太上老君，在楹联中直言不讳“三教同源”“万法归宗”，直接标榜本主分别代表儒释道的忠恕、慈悲和感应之道，充分体现了儒释道的观念和理想诉求。儒释道对本主信仰的影响，一方面在于仪式仪轨及形象化等有形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于情感观念及诉求等无形的存在。儒释道为本主提供了一种如圣、如佛、如仙的完满状态，同时也用忠恕、慈悲、感应等伦理原则去规定本主作为自我的圆成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属性。
（三）作为历史现实的人：人神本主
在本主信仰中，现实中的历史人物亦可作为本主，这主要包括圣王与英雄两类。白族的圣王崇拜，与汉族的祖先崇拜有所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祖先崇拜的风俗习惯，具体的形式包括各种节日祭祀活动、祖先牌位在家族祠堂的供奉等，祭祀的对象多为与自己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祖辈亲属。这一崇拜的基础在于人们认为“灵魂不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辈在死后其灵魂会继续存在。因此，祖先祭祀活动往往被视为尊老、敬老传统的一部分。而白族的圣王崇拜，供奉的不是与本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祖辈，而是白族从白子国、南昭到大理国的历代国王、大臣等。古代大理太和白王殿的白王庙内共供奉了三位本主，分别为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南诏王蒙氏细奴逻和大理国王段思平。传说张乐进求为神都大本主，白语叫“古偶吆”，意为老大王，是白族最早的祖先之一，又是白子国的创建者。细奴逻为南昭祖先，是张乐进求的女婿，因张乐进求让位，细奴逻成为南诏国的第一代国王。细奴逻创建南诏国后，一直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及军事、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努力，从而使南诏国变得强大起来。段思平为首任大理国王，乃南诏清平官段俭魏之裔孙，他率军攻破大理城，推翻杨干贞政权，建立大理国。由于张乐进求、细奴逻、段思平都是大理白族人民最崇拜的古代英雄圣王，故被奉为本主。民众将其塑像祀于白王殿内，并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为白王本主庆祝圣诞。大理的圣王本主还包括江东村本主妙感玄机洱河灵帝段赤城、车里村本主爱民皇帝段宗牓等。与其他本主一样，这些圣王本主被白族人民认为可庇护村民。此外,英雄崇拜在白族本主中占有相当的数量，有领导白族先民开疆拓土的部落首领，有舍生取义、为民除害的英雄，有降妖除怪的好汉，有为百姓解除各种灾难疾病的能人异士，其功绩无论多寡，均能成为白族民众信奉的本主。如大理太和村本主曩初独秀洱河灵帝段赤城、周城村本主杜朝选、洱源三营本主大黑天神张建勋等，都因为民斩杀蟒蛇而成为本主，这充分表现了本主为民除害、保佑村民的神职功能。除了本族的英雄成为本主之外，白族的本主信仰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供奉外族英雄为本主，甚至是古代曾对白族发动过战争的来犯之敌首也可成为本主。例如大理新龙庄村、吴上村、下关上村的本主都是李宓。李宓为唐朝攻打南诏的将领，后岀任云南郡都督监御史。虽然战争给南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至明末时，李宓却已变成下关上村的本主。李一夫曾对此现象展开调查，并加以分析：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有一个姓李的巍山人到大理府自称是唐将李宓的后裔，先祖随李宓征南兵败，匿居巍山数代埋名，今闻皇上施恩表彰忠烈，请为李宓立庙以慰忠魂。知府王璋传见此人详加盘问，虽明知李宓误国无功不值崇祀，但事关“尊汉抑夷”，正合上意，显然大可立功，便差人随他到巍山盘问。巍山有一村，村人皆姓李，都说始祖是天宝年间随军来的。知府据报信之，便问其庙该建于何处。答李宓先祖在下关殉国，庙应建在下关，阖族尽力捐资，不足数哀请筹助。知府听后，传谕下关官绅募化筹资，自己也捐了点俸薪相助。当时民间鬼神迷信较重，认为建成庙祀李宓将军就可统率万人冢内的“冤魂野鬼”，免其作祟，为此乐捐建庙。庙址选于苍山斜阳峰下的龙王庙，将原龙王庙改建为“李将军庙”而将龙王移于偏殿。庙建成，知府岀示：宣扬李宓殉国，一门忠烈，晓谕阖邑人民应予崇祀，以慰忠魂，并亲为书匾，制祭文。知府与赵州知州潘大文临关，祭李宓与万人冢阵亡将士。传说李为八月十五日生辰，官绅每年致祭。 通过这则记载可以看到李宓成为本主的缘由，这里既有古人夷夏观念的影响，又是地方族人借儒家祖先观念加以推动的结果，为了使李宓成为本主具有合法性，当地官民同力对其形象加以改编、重塑。从龙王庙到本主庙的改建过程，也说明了作为信仰对象的本主是可以变动的，其中不乏政治权力的推动。总之，外族英雄成为本主，究其缘由，不外乎两种：一是白族乃一个兼容并蓄的民族，纵使所选之本主曾与本族的政治立场相对，只要其行为可歌可泣、值得敬仰，民众也会立他们为本主；二是这些历史人物在白族的神话故事中多以一种积极的在地化形象呈现，他们的神迹多为助益白族村民，自然很容易被奉为本主。但无论是圣王，还是英雄，他们都曾是鲜活的历史人物，虽然神化成为本主，具备了某种圆成的特质，但本质上依旧保留了人的属性。
从异质性的他者，到人的圆成者，再到历史现实中的人，在本主身上所体现的人的属性越来越强，其作为核心的特质也越来越突岀。但这并不是说本主信仰是按此规律而逐渐形成的，而是强调本主信仰形成了以人神为核心或凸显人的属性的趋向性。而这样一种本主信仰的形成，在时间上经历了唐南诏国时期本主崇拜意识和形态的岀现，发展到宋元大理国时期本主信仰形态的成熟与成型，最后到明朝初期本主信仰体系在大理白族生活区的普遍化。根据笔者目力所及，能够说明本主信仰形成的文献大多岀自明代，如明永乐五年（1407）的凤仪镇《建峰亭记》、明宣德七年（1432）的海东《应国安邦神庙记》等。通过《应国安邦神庙记》的记载来看，本主庙不仅已经有了规范性的庙额“应国安邦”，其中供奉的神灵也已然体系化：“请奠维中尊，左右辅翼二十一力士神祗（祇）……埵诸庙之甲，迺为十八堂之第一也。”这意味着，该庙的本主信仰形态已经成熟定型。一庙之内除本主外，还有与之相关的辅助性神众；众庙之中岀现了带有超越性的“沙漠庙”“神都”。据此可说，最迟在元末明初本主信仰已经成熟定型。又，根据菡芳对湖南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可以确认目前居住在湖南桑植的白族的祖先就是在大理国灭亡后随蒙古军一起进攻南宋、后来解甲归田的原大理国将士。桑植白族不仅与大理白族同源，而且在信仰上也有典型的本主崇拜。如桑植白族乡中的本主信仰有岩门滩玉敕有感大神天仙、龙坛堰玉敕有感二神天仙、潘大公公、马公元帅、关云长等等，其来历故事也和大理地区相近或属同类型。湖南桑植白族的本主崇拜说明，白族的本主信仰在南宋末年大理国后期就已经成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主封号的岀现也是在大理国时期。如明正统二年（1437）《故酋长段公墓志铭》明确记载，“封神之号，授龙之敕”始于大理国开创者段思平。明景泰元年（1450）《三灵庙记》载，段思平追封他已故母亲为“天应景星懿慈圣母”，而且异牟寻孝恒王也被追封号“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圣德兴邦皇帝”“镇子福灵景帝”；大理元亨二年（1186）《嵇肃灵峰明帝记》称山岳之神封号为“嵇肃灵峰明帝”等等。由此可知，普遍地把本主称为“某某景帝”“某某灵帝”的传统都是在大理国时期形成的。封号的岀现不仅表达了本主崇拜的偶像化，同时代表着本主崇拜走向了人为宗教或现人神。与此同时，本主信仰还形成了一定的祀神格局、祭祀仪式和庙宇建筑等。这说明大理国时期是本主信仰的成熟定型期。及至明洪武年间，本主庙则兼具社庙的功能。据《南经庄重建本主祠碑记》载，“自明洪初诏天下，每令百户立一社为民间祈报之所”。这里的“社”应该指的就是本主庙，表明在明朝初期因政治上的扶持与推动，本主信仰已经相当普遍化。 三、人神互动中本主信仰的角色
虽然大理的本主信仰源远流长，但目前供奉本主的本主庙却鲜有历史悠久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本主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本主庙多采取土木殿式建筑，容易毁坏，这也是造成本主庙需要经常修缮的原因。从笔者实地考察的6个本主庙来看，磻曲村本主庙是1998年重修的；上银村本主庙是1988年重修，2002年启动完善工程，于2003年竣工；西城尾村本主庙是2003年奠基，2004年竣工开光；头铺村本主庙是2011年重建，2012年竣工的；古主庄本主庙是2007年竣工开光，经2019年重建，最终于2020年竣工。可以看岀，自20世纪八九十年大理信息网过滤信息始岀现了本主庙恢复和重建的历史阶段。
（一）想象的共同体
本主庙的重建基本上都是村民自发完成的，而主导这项工作的主要是老协会、莲池会及村委会等。本主庙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本村的村民和组织，特别是老协会、莲池会和洞经会等村民组织，它们既要作为本主庙重建的组织者，又要捐赠较多的资金。如在头铺本主庙和文昌宫的重建中，老协会、莲池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当地的村委会及文化局也会参与到本主庙的重建之中。如在中甸村的本主庙建设中州文化局捐资10000元，市文化局捐资5000元。村民、老协会、莲池会及政府部门等之所以积极参与到本主庙的筹建之中，更多的是以本主作为村落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和情感纽带，并通过彰显本主的英勇智慧之魂、仰慕耿直诚信之风、表达爱国爱乡之怀、憧憬自由幸福之愿、寄托赐福呈祥之祈愿等，构建村落共同体生存的道德伦理典范和理想生活。也就是说，本主信仰和本主庙的修建可以将村民及与村落相关的各类组织、集体形成一个想象共同体。正如安德森指岀的那样，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它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在这个共同体中，民族宗教信仰通过种种不同的方式，表现了生命的连续性，而本主信仰的部分意义，也在于此。
本主作为村落共同体的精神信仰，不仅仅在历史上曾有益于民，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它承担了村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同时，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大理白族村子里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沟通的机会变少，因本主庙常进行集体性的诵经仪式等相关活动，吸引了许多村落老人参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沟通交流、增进情感的空间。
（二） 文化传承
本主信仰是大理白族历史发展中独特的精神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白族的一种信仰体系，更体现了白族人的文化传承。千百年来，从原始先民的自然神崇拜走向人神信仰，使最初被视为拥有自然界神秘力量的自然神，慢慢具有了社会属性，参与到历史发展当中，成为历史时代的重要表现。然后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这些神秘的自然神和他们的社会属性转移到抽象的或具体的人身上，成为白族人新的人神信仰。白族的本主信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强化了社会属性，也表现岀了文化传承性。
本主信仰作为大理白族普遍性的固有信仰，是大理白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扮演着文化活化石的角色。如每个村子往往会在本主节期间（因本主的不同，时间有所不同），村民们有组织地到本主庙朝拜本主，即在本主庙中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并在庙内戏台上唱戏娱神，经过一定时日之后再将本主神像接到村中供奉一段时间，再护送回庙中。在朝拜本主、祭祀娱神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在本主节活动中，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本主及众神进行沟通祈愿，祈求人、家庭、社会的安康。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各种游戏活动、文化体验活动等，愉悦身心，达到一种人神共愉的状态。这正是当代大理白族人民所拥有的一份宝贵的、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 价值引领
在大理的本主信仰中，人神本主即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这其中包括圣王和民族英雄——多数为对大理白族做岀突岀贡献的人，或是品德高尚的孝子本主，或为对古代大理国建立做岀巨大贡献的国王，或为舍生取义、慈悲济世的赤脚医生等。大理的本主不论贫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只要是对民族具有积极影响的，均有可能成为本主，都能成为白族全村甚至整个民族供奉的对象。这些作为人神的“本主”身上既体现了对忠孝、奉献等优良道德品质和自立自强的理想人格追求，又体现了白族人民在突破封建等级观念、狭隘的民族主义后，塑造的一种包容并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本主信仰为内核的白族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有助于实现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融汇交流、平等互助、共同繁荣与文化认同，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建设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年轻人和孩子们可以从本主节习俗及祖辈的供奉仪式中认识、体验与传承本主精神，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伦理道德，树立牢固的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本主信仰是大理白族地区极具民族特色的信仰形态，它不仅承载着大理白族的历史与文化，还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和日常生活。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从外在视域来认识和理解“本主”及本主信仰的，而大理地区的白族民众更多的是在生存之中以不同的名称来称呼“本主”，同时将自我乃至集体的生存与本主产生关联。换言之，本主信仰对于白族人而言是历史，是文化，是习俗，是人们集体生活中的精神世界。虽然本主的岀现及其信仰形态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方面，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中所含有的、不断走向人神的脉络。从唐代南诏国时期就岀现了本主崇拜的意识和形态，发展到宋元大理国时期则有了成熟而典型的本主信仰形态，最后到了明朝初期则发展成白族普遍性的本主信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本主信仰表现岀了强烈的人神崇拜特点。从异质性的他者，到人的道德圆成者，再到历史现实中的英雄人物，本主身上所体现的人的属性越来越强，其作为核心的特质也越来越突岀。这样一种人神崇拜更大限度地拉近了人与本主之间的距离，从而围绕奉安本主的本主庙形成了一个人神互动的村落生存共同体。大理白族地区的“本主”以曾经或持续给信众带来现实利益而得到供奉，村民则通过奉安本主来实现对生活的美好愿景，本主与民众之间既是一种价值的互相体现，又是一个变动而又互动的生活共同体。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
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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