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大理：汪勇，穿筒裙的流浪诗人
题记：他不是普遍价值观里所认同的成功人士，但他一样有美妙的爱情，有生活带来的惊喜或者沮丧，但他说他看够了世间的繁华，他用自己的经历充分体验了整个中国，而且将继续体验下去。异类汪勇，在大理，得以自由存在。饥饿不再是生活的主题。相反，生活的主题是他把自己身上的故事按照自己的方式延续下去。如果你在大理古城见过一个摆摊卖CD，穿藏袍、筒裙，光头的男人，便是汪勇，当然，现在很多时候，他也出现在双廊的海街和玉几岛扣“海韵人家”饭馆门口的树下。
汪勇，1970年出生在陕西城固县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当时叫彤辉机械厂），父母是东北人。人称“大理一哥”，一个只用身体体验不用钢笔记录的诗人。顶着一个光头，低头走路时永远是脑袋领先于脚步之前；脸上两处“标志性建筑”，明显“五四”时期的黑色圆框眼镜，明显缺了不少席位的门牙；身上两处“标志性装饰”，从来不穿裤子，一年四季裹着一条缅甸筒裙，脖子和胳膊上镶着夸张的文身。这个男人有那种让你过目不忘的本事。游荡，是他在大理的最基本状态。
他不是普遍价值观里所认同的成功人士，但他一样有美妙的爱情，有生活带来的惊喜或者沮丧，但他说他看够了世间的繁华，他用自己的经历充分体验了整个中国，而且将继续体验下去。
摆地摊卖自己喜欢的CD，是汪勇的基本谋生手段。
我的70年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未来照耀着我们的笑脸
摸一摸鲜艳的红领巾
图画里的宇宙飞船
没有坐过的航天飞船
纸叠的烟盒
房产科大院里的柿子树
跳皮筋的小女孩
斗红了眼的蛐蛐
还有下午四点半小喇叭开始开播了的收音机
有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想象着二十年后的相聚
当遥远已过去
前面就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是汪勇自己写的诗。他在多个场合朗诵过，在一群不认识的人拼饭的饭桌上，在朋友家的院子里，在他的地摊前，在散场后等待清洁的酒吧里……他闭着眼，旁若无人地朗诵着，许多认识的人，因此无数遍地听了他的故事，许多不认识的人，因此知道了他的故事。
雨水打在玻璃窗上，外面的洱海雾蒙蒙的一片——
陕西城固县，这里的冬天是枯黄的，加上干燥和寒冷，还有那个巨大的制造飞机的工厂，还有穿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人们。12岁的汪勇就蹲在厂门前小卖部的台阶上，他用近乎仇恨的眼神看着那些和他母亲一样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进进出出，他讨厌冬天、讨厌寒冷、讨厌学校、讨厌这个冷冰冰的巨大工厂和千篇一律的生活。然后从讨厌开始慢慢转变成对抗。
汪勇的父母是东北人，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把他生在了陕西。严重的偏科使汪勇吃尽了苦头。“非常喜欢语文、地理、历史；但是我拒绝数理化，这种拒绝是天生的。”汪勇说，他讨厌那个飞机工厂，讨厌学校，讨厌母亲完全强迫的管教。
童年的记忆几乎都是支离破碎的，有母亲的责骂，父亲的棍棒，老师鄙视的目光，邻居奇怪的眼神，当然也有收音机里“小喇叭”带来的短暂欢乐，还有遥远而亲切的伟人。
在升初三那年，别的孩子只需要几块钱的学费，而严重偏科的汪勇却要交付20元钱的学费。“我把数学、物理一类自己不喜欢的课本送给喜欢这些科目的同学，只留下自己喜欢的课本，带着本该交到学校的20元钱离家出走了。”汪勇再也等不得自己长大了，他决定离家出走。
从城固县到西安的火车票是11.1元，15岁的汪勇第一次独自离家，在路上他给一个带着小孩的老人让座。“心里想着，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好事了，今后就要为了生存而做坏事了。”汪勇希望自己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把钱全部花光，以免肚子饿的时候想家。
“在西安火车站上睡了一晚，醒来时发现书包丢了，这也就断了他所有回家的念头。”汪勇说，他只能扒火车，结果在河南的白马寺查票时被赶下了车。“没有经验。后来就不一样了，小孩子只要稍微机灵一点，列车员是肯定查不到我的票的。”
汪勇在火车站认识了两个和他一样离家出走的孩子，继续扒火车往更远的地方走，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是上海。“饿得不行，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偷东西，开始偷吃的，后来发展到偷钱、拎包。”汪勇不避讳自己不光荣的少年时光。
挣到钱了，三个孩子马上去买了牛仔服、牛仔裤，“很屌的样子。”一条街似乎并不够他们走，誓与当时还很排外的上海人比富裕。80年代的阳光照射在汪勇稚嫩的脸上，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个喜欢阅读的孩子。
“年少轻狂啊！”说到这里，汪勇哈哈笑了起来，这样的好日子很快过去了，汪勇们的张狂被当地流氓盯上。“发生了火拼，我们地形不熟，全被警察抓走了。还好，当时那警察特别忙，就没有追问我，不然我那时候就有可能被劳教了。”
到上海三个月后汪勇被送进收容遣送站，“我小没被打，但是要干活，一个大屋子里住着上百个人。”就在那里，汪勇第一次见到了几百个人在收容站里打架的场面，见到了一个蒙古人打倒了六个东北人，第一次见到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每次吃饭像恶鬼一样，边吃边咳嗽。
直到一个多月后，汪勇的姐姐和阿姨把他接回陕西。汪勇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首诗：
致失落人
蒙蒙天下着蒙蒙雨
失落人 寻找失落心
风雨中孤独彷徨
人海里寻找自己
啊 失落的一切
今昔方感珍惜
从上海回到家中，16岁的汪勇成为了飞机制造工厂的工人，这是父母最后一次为他安排人生，而这样的安排并不是他需要的。正是青春期的汪勇将逃离变成对抗，他对抗父母，对抗领导，对抗邻居小伙伴。这种对抗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必须离开那里。
“他们集体认为我是个神经病，他们侮辱我，我就用比他们更狠的方式侮辱他们。”汪勇仅仅在工厂上了几个月的班，最后选择离开了工厂，寄住在100公里以外的姐姐家里，他是个喜欢热闹但却孤单的孩子，他喜欢讲故事，但从来不讲心事。
崔健几乎是他的指路明灯，《一无所有》是青春期的他最有认同感的歌曲，他发誓要从南走到北，要从北走到黑。2008年，在大理他见到了摇滚歌手张楚，他紧紧握着张楚的手说，“我现在理解你的歌词了，上苍真的应该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有的时候他也会异常的热情，那是当他看到那些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准备飘向远方的人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厂门。“我会为他们祝福，然后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有一天我也要离开这里。”
37岁那年汪勇决定到大理来，除了在他脑海里很抽象的苍山、洱海外，汪勇对大理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上世纪“五朵金花”的电影里。他说他喜欢水，更喜欢湖水，而洱海的洱字是那么的漂亮，他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和第一次离家出走一样，汪勇身上仅有刚刚到大理的车费，到大理时他一样是饿着肚子，但大理不会拒绝一个有故事的人。
“2007年8月3日，我到了大理，路上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让吃饭，我就很尴尬了，因为我没钱请人吃饭，也不愿意别人请我，所以我想了个主意，到酒吧里去吧，因为有演出，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不饿，去看演出了。到晚上9点过的时候，他们说累了要回酒店，我就开始找工作了。”
“要不就觉得我年龄大，要不觉得不靠谱，要不觉得我不会英语，有一个老板还用眼神轻视我。”汪勇饿了一天的肚子后在洋人街唐朝酒吧找到了工作，他每天只需要工作3个小时，老板给他住了一个单间，而且还有不错的工资待遇。从此大理多了一个神头怪脸的人，他会在唐朝酒吧的门前起舞，他会给游客讲故事，他总穿着藏袍或者来自缅甸的筒裙，探着头佝着背游走在大理古城的青石板上。
“那人光着头，发茬好像小针一样从头皮短短地探出小半截来，薄薄地覆盖在圆圆的脑袋顶上，让他的脑袋看上去很像以前街上卖的那种会长草的麻布袋。身上穿着一件藏袍——没错，是绝对正宗的藏袍，通体黑色、两边对襟相合的那种长袍，腰间用一根粗布条就简单地系在一起了。领口和袖口上还翻出窄窄的一圈白色毛边儿来，只是那白色看上去已经很脏了，说不上是灰色还是黄色的。”这是一个经常到大理的游客对他的描述。
似乎并不需要融入，汪勇本该属于大理，他喜欢看着每天不一样的面孔穿梭在古城，还有那些古城里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大理火热的旅游似乎跟他们毫无关系。
2010年，汪勇40岁，他蹲坐在大理人民路上段BAD MONKEY的门前，他只要在这个上午卖出两张光盘就可以凑够去丽江的车费，在旅游旺季到来时他会再回到大理。少年时的仇恨，青年时的反叛已经从他眼睛里消失，20多年的磨砺使他看上去像个坏人，嗯，不对，像个艺术家、或者是个喜剧演员……
但这些都不是，在汪勇的自述里，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街头的小偷，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大学的“门客”，上世纪90年代初的劳改犯、门客梦破灭之后的职业讨债人。但现在他更愿意是一个诗人，一个只用身体体验，不用钢笔记录的诗人。
汪勇肯定有故事，他甚至不用说话你也能看出这一点，这个光头、戴黑边眼镜、穿着筒裙（有时也穿藏袍）的男人有那种让你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一点得到了很多人验证。“10年前在成都见过他，他专程到成都‘小酒馆’看摇滚乐演出。”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这个来自成都的游客还是认出了汪勇。
当然，这不是第一个认出汪勇的人。你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丽江、拉萨、上海、深圳……
汪勇在大理古城里可以见到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朋友，而且见到朋友的频率远远超出的他的预期。“他们感觉就是我了，但不是很肯定，就会过来和我搭讪，我一开口他们就会惊叫。”
2009年夏天，我在大理红龙井广场边第一次见到汪勇，已经喝得有七分醉意的我只是在他的地摊前停留了两分钟，最终没能抵抗住他滔滔不绝的推荐，以每张2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张唱片。
不到一年，在孙海波的驼峰客栈，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依然背着那个巨大的黄色户外背包，端着一个盛满菜饭的大碗，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当听我说曾买过他的CD后，他立即放下大碗，打开他的大包，一定要送我一张他的唱片。他说，那是他喜欢的音乐，完全来自自然。
只要在大理停下来，你总能遇见他，完全由不得你。“五十碗”酒吧的老刘给大理城评出了三大游神，汪勇是第一名。游荡，是他在大理的最基本状态。
“我们经常会在古城的哪条街上碰见他，他正动静很大地往前走着，脖子总是习惯性地使劲往前伸着，所以即便脚步迈得很大，却总还是他的光脑袋先到达那个想去的地方。他的眼睛好像是高度近视，于是那路走得就特别精神集中，总是得我们先跟他打招呼：嗨，汪勇，干什么去？而他总是急匆匆地边走边应着，我去哪里哪里，那儿有个什么事，我得去看看。似乎他是大理古城里最忙碌的人，哪里都得有他，才能继续工作。”女孩依米这样记录了她印象中的汪勇。
夜晚刚刚到来，汪勇本能地走进“九月”酒吧，他和一群音乐人坐在距离舞台最近的桌子面前，话题很广泛。就在大家各抒己见的时候，汪勇悄无声息地溜到了舞台上，把话筒调整到自己觉得最舒服的位置，闭着眼、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开始朗诵自己的诗歌。
至今还是这样，汪勇依然会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神经病，但是他同时会成为很多人的朋友。“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在这里我总能找到爱我的人。”汪勇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流浪汉，他在很多人眼里是有思想的人。
“一些人却如清水映石，让人一眼就看得明白。他们会在初次见面时就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自己所有的特质，这让你即便是不能喜欢他，却也不忍心伤害他，因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单纯，甚至无辜。”在与这个世界对抗了40年以后，汪勇就属于这种人。
2012年，汪勇42岁，他成了大理屌丝们羡慕嫉妒恨的已婚男。
那是大理最轰动的婚礼。各种肤色的鬼佬，和长居大理的各路妖魔鬼怪，聚集在驼峰酒吧他的婚礼派对里，几百人，大醉，大笑，大哭—这年头，还真有爱情啊?
主婚人在婚礼上的一句主婚词，迅速成了当年大理的年度热词：“连汪勇都结婚了，你们还有希望!”
目睹过汪勇所有经历的大理某人，感慨：“一个好姑娘，是可以让一个坏男人立地成佛的。”
汪勇这回遇见的，的确是个公认的好姑娘：来自台湾，毕业于戏剧学院，和同学来大理旅行时，在汪勇的地摊前相识，分离，相思，女孩同时打两份工作攒钱买台湾到大陆的机票，然后瞒着家人，私奔到大理，结婚。
汪勇在婚礼上，牵着他的小妻子，唱着那首《如果下辈子还能遇见你》，而那个小他十几岁的台湾女孩，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身边，听着汪勇在唱——就像很多天以来，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汪勇的地摊前，她看书，他卖碟，或者，他守在地摊前，她在对面店铺里写剧本。
这个镜头，让无数人唏嘘不已，肃然起敬。
爱情，也让汪勇一扫以前不靠谱的形象，他变得安静，柔和，更加孩子气，更加有人缘，甚至更加勤奋——为了能和老婆租个带洗手间的房间，他不再挣够生活费就偷会儿懒，他说：“我现在想多挣点钱了，起码给媳妇买件漂亮衣裳。”有时候，多卖了几张碟，他会兴奋地当着顾客的面，给媳妇打电话报喜，又挣了多少钱了，丝毫不隐瞒他的利润差价。
汪勇和常住在大理的外地人，关系都融洽。亲眼目睹了一个老男孩的变化以后，大理闲人的饭桌上开始去说笑一个八卦：汪勇结婚后，大理的大龄剩男们，开始无比期待爱情——连汪勇都找到这么好的女人，我凭什么不可以?而大理的大龄剩女们，则因爱情而沮丧——连那么好的女人都嫁给汪勇了，我等下去还有啥指望?
八卦永远只是八卦。但八卦之外的汪勇，依然是在任何场合都能成为主角，以前是他的故事，现在是他的爱情。就连汪勇开始把地摊从大理古城搬到洱海边一个新兴的度假小镇——双廊，微博上都疯传：汪勇搬双廊，信号很强烈。
的确，信号很强烈。汪勇挪了摊位以后，大理古城的城管，开始驱逐流动地摊。而刚刚搬到双廊的汪勇，则迅速地成为“双廊一哥”，他总能衍生出很多“汪勇事件”或“汪勇话题”。
汪勇不玩电脑，没有微博，他也丝毫不在意在网络世界里，他多么的被广为流传。
有人怀疑汪勇的真诚，甚至有人认为汪勇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汪勇从来不用钢笔记录自己的经历，就连诗歌也是记录在自己并不是很智慧的大脑里；也有人坚信汪勇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包括他的现在和过去。
突然想起那句话：在自由的大理，检验一个人是否变得兼容而多元，就是看对待汪勇的态度。
如果你以为他是神经病，那么，有病的也许是你。如果你以为他是个有趣的人，那么，有趣的也有你。
这就是大理的自由和自在。这就是大理的兼容和多元。
人和人之间，没有好坏，只是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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