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大理：叶永青，重返乡村
题记：“一是自然，一是乡村，二者构成了大理最基本的概念，如果他们消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政府官员和很多人却不以为然，包括很多来到此地的新移民，他们不认为自己处在乡村，硬要说得玄而又玄，用什么后花园等各种词来稀释乡村。他们为什么就觉得乡村这个词那么可耻？你到瑞士等国家去看看，那儿的乡村多自豪，多好啊。”谈到中国如今的乡村建设，在当代艺术家中，没人比叶永青更积极敢言。他被公认为“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是跟在大理渊源最早的艺术家，很多艺术家包括方力钧、岳敏君等人把工作室安在大理也是受他影响。叶永青的母亲是大理白族人，他自小在昆明生活长大，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时常出入大理，后来他在北京和伦敦分别有了工作室，还在四川美院教学，过着像候鸟一样季节性迁徙的生活。“我的座右铭是老子所讲的“为而不有”，就是我做事，但不要拥有这些东西，包括对于居所和财产都如此。我是个到处行走的人，不想停下来。所以虽然我来大理来得最早，但以前从没在这里购置任何物业，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身于大规模兴建。”
2007年，叶永青在伦敦生了一场很重的病，后来回到大理休养。“有天早上醒来，我想出去吃早点，走到MCA客栈前面的洋人街上，一下子愣住了，那条街上有豆浆、油条、米线、饵丝、面条、面包、包子、馒头、稀饭、还有披萨、咖啡、日本料理，我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这么唾手可得的生活，我就想，冲着这些早点也要回到大理来，就那一下下了决心。”于是，叶永青有了这处被他取名为“看云石居家”的小院。
在一个闲适的午后，坐在刺瓜藤蔓架下，他从热水瓶里倒出泡好的普洱，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大理。
与很多人不同，叶永青的院子没有安在古城，也不在洱海边，而在古城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僻静得很。“院子原是当地人盖的民居，农民盖成什么样，我改改就住在里面，就开始创作。”到了大理之后，叶永青的生活就变了。“现在，我每年大约有四个月时间在大理工作和生活。到了大理，我会变成一个走路的人。我在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烟火和尚，我喜欢这种状态，也不是刻意要脱离所有人，打开门就是一个烟熏火燎的世界，关上门又非常安静，可以独处。单人干，我还得去北京，还得满世界跑，它们也不矛盾，彼此是一种互补。”
“我们这一代人更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到处走，最后又一步一步走回自己家乡的农村，看到当地人生活和劳作，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寻回来。但并不是说这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其实永远还是在找一个不被束缚的地方，回到故乡是接受另外一种能量的方式，在创作和生活上，我又获得了新的视野和灵感。我把四川美院的课程搬到了大理，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做乡村田野调查，目的是给学生们打开一扇乡村视野的窗子。”
对于大理的迅猛发展，他同时感受到“美丽与哀愁”。“他们要过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每个人带着情结，要建自己的居所或建筑。我把这种现象看成是都市反哺乡村，但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制度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认知问题、霸权问题等。人们大多选址在洱海边上，在水边建造稀奇古怪的大屋的风气愈演愈烈，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可收拾的状态。但我仍然觉得它本身有着积极意义，这好过交给开发商以工业化的做法消灭掉乡村。只要这个土地或小产权还是私有化，乡村的尺度和格局就能得以保存，做得好的人生存得久一点，不太会做的人被淘汰出局，交给市场和时间解决吧，这是正常进出的关系。”
在叶永青看来，大理的山并不凌厉奇险，水也不惊心动魄，白族算不上特点非常突出的民族，但山水人组合起来，就像构成了一种黄金比例，比很多地方都更和谐宜居。针对新移民喜欢择水而居的风潮，叶永青自有另一番见解：“大理最美的是光线，最伤人的也是光线，在海边开个大玻璃窗并非明智之举。生活在这里有智慧的人，或者在这里地方住得最舒服的人，都是开的那种小窗子，冬暖夏凉，保持空气流通，把好看的风景管理起来，看一点，不看一点，这才是美……”听起来颇有老庄之风，在退与舍的哲学之间，更显豁达与自然。
叶永青：著名艺术家，四川美院教授，中国当代艺术院艺术总监，往返于世界多个地方，每年会在大理住上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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