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族文学50年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年来，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新疆各民族的文学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新疆民族文学50年
阿扎提·苏里坦/文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
拥有一支较为成熟的创作队伍的新疆民族文学在我国民族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这样的发展势头还没有延续多久就发生了“反右”以及紧接着出现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大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新疆文学的发展
纵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0年来的民族文学发展史，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它所走过的每一个清晰的脚步。
自治区成立时，新疆各民族的文学已经逐步适应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各种需求，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队伍，而且拥有了一定的创作业绩。我们依然清楚地记得，在维吾尔族文学中，祖农·卡德尔、铁依甫江·艾力耶甫、艾勒卡木·艾合泰木、阿不力孜·兹孜尔等前辈作家、诗人们，解放初期走在文学创作的前沿，以崭新的眼光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学创作。年轻一代诗人穆哈迈提江·萨迪克、热合木·卡斯米、米尔卡米利·雅合甫、穆尔扎伊迪·克里木、迈买提里·祖农，年轻作家柯尤穆·图尔迪、玛力克·克维尔、艾海提·阿西姆等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也逐步进入人们视野，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哈萨克族文学的状况也基本如此。阿斯卡尔·塔塔乃、尼赫迈特·蒙贾尼、库尔曼阿里·奥斯曼等作家诗人走在了哈萨克族文学队伍的前沿。柯尔克孜族文学中阿曼图尔·巴依扎克、萨坎·吾迈尔等，蒙古族文学中斯·奥勒祖巴特、托呼图克等，回族文学中白练、杨峰等，塔吉克族文学中塔比勒迪·吾守尔、穆海默德·肉孜等，乌孜别克族文学中努尔穆海默德·伊尔克等，锡伯族文学中郭基南、仲录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民族文学创作队伍中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努力为新疆各民族文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拥有这样一支较为成熟的创作队伍的新疆民族文学可以说在全国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我国民族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随着文艺机构的设立和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的陆续创办，为新疆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比如：以维吾尔文、汉文、哈萨克文出版的《新疆文艺》（民族文字的刊物分别发展成《塔里木》、《曙光》等）的创办，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族编辑部的设立以及《新疆日报》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文版的创办，不仅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这些创作园地对新疆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时很难说清。因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有一些少数民族依然以民间口头创作或手抄本为自己惟一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手段。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学作品在读者中的广泛传播，不仅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而且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由于各民族书面文学发展很不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创立和健全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园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这些工作很快得以落实。这便成为新疆各民族文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
但是，这样的发展势头还没有延续多久就发生了“反右”以及紧接着出现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大化，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学的发展。正在走向兴旺的创作队伍以及出版部门就像霜打一样一蹶不振。一段时间的“左倾”思潮之后的文艺界整顿，才逐渐为文学创作又带来了生机，像《关于祖国的歌》（铁依甫江·艾力耶甫）、《塔里木姑娘》（尼米希依提）等作品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此时新疆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很不平衡。无论是在作品的艺术水平，还是在文学发展进程方面都有一定差异。比如，从1960年开始，柯尔克孜文停止使用，这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柯尔克孜族文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居住在南疆的柯尔克孜族作家诗人们开始用维吾尔文，北疆的柯尔克孜族作家诗人们则用哈萨克文继续开展文学创作。比如，当时，沙坎·玉买尔首先在维吾尔文刊物《塔里木》发表，然后被翻译成汉文，并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小说《重生的人》。塔吉克族文学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那时，以诗歌和少量的小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在内容和题材、体裁方面走向丰富，形成了戏剧、散文、电影文学、报告文学，甚至中篇小说等多体裁多形式全面发展的态势。各民族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反映了人们的欢乐、幸福，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虽然当时对于写什么，怎么写都有一些成规和套式，但是作家们都怀着对文学的崇敬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时代的高度责任心创作自己的作品，以爱国主义、爱情、劳动以及道德探索为题材进行创作，产生的作品代表着新疆民族文学最初的发展水平。
“左倾”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初达到高潮，与“文化大革命”相结合，给新疆民族文学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勇敢的文学家们怀着对文学的虔诚之心，在失去创作自由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在农场、“干校”依然以火一般的热情继续创作，很多优秀的诗作以手抄本形式传抄，在民间广为流传。
1979年，改革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新疆也掀起了经济文化重建的高潮。民族文学在体裁、内容和形式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特征
1978年底，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为经济腾飞创造了无限生机。新疆也掀起了经济文化重建的高潮。但是，长期以来的贫穷、封闭所带来的精神生活匮乏，引发了无法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懒惰、落后的思想，开始阻碍新疆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保守与改革，落后与发展，愚昧与科学，守旧与创新，现代经济观念和传统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使新疆各民族文学开始反思。那个时期，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社会各行各业以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文学叙述的对象。民族文学在体裁、内容和形式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特征。
除此之外，自治区级，地区、州级文学刊物、出版社先后恢复和成立起来，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在自治区文联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创办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刊物就有《塔里木》、《文学译丛》、《新疆艺术》、《新疆文化》、《世界文学》、《曙光》、《新疆柯尔克孜文学》、《启明星》，而各地编辑出版的《伊犁河》、《喀什文学》、《哈密文学》、《新玉》、《吐鲁蕃文学》、《绿洲》、《塔里木之花》、《天格尔塔格》、《阿勒泰春光》、《哈密春风》、《克孜勒苏文学》、《巴音郭勒》、《博尔塔拉》、《汗腾格里》等地方性文学刊物和以专门翻译介绍各民族作家作品为宗旨的汉文刊物《民族作家》等都先后得以创办。不仅维吾尔、哈萨克文出版社得到发展，而且蒙古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出版机构也得到恢复或创办。甚至一些县乡及中学也印发自己的油印报刊。文学成了全民关注的对象。
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字，当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家诗人有53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达605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爱好者的人数曾达到4000多人。根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字，现在自治区中国作协会员有147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达1840人。从文学刊物的发行量看，读者对文学书籍的阅读热情空前高涨。到目前为止，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的作品数量已经达到98篇。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不同种类创作在各类全国性评奖中获奖的人数也逐年增多。在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举办的评奖中有145部作品、147名个人获得殊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间断评选的自治区儿童文学评奖中已有100多部作品获奖。除此之外，获得新时期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奖、文学翻译奖、“天格尔塔格文艺奖”等各类自治区级奖的作品也超过80多部。此外，专门以维吾尔文学为评奖对象，每年颁发“汗腾格里奖”，以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为评奖对象的“千里马奖”，还有很多地方性评奖。优秀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奖励，为推动文学创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展示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读者鉴赏水平的这种繁荣景象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新疆各民族文学传统形式的诗歌创作依然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诗人们毫不松懈地歌颂着为他们带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的新社会，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和民族的美好品德。
这个时期的诗歌题材广泛，不仅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歌，也不乏反映诗人内心世界抽象的抒情诗以及反映自然、歌颂自然、赞美人性美德和伟大的诗作。有些诗歌反映的是与人们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事物，而有些诗歌则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思辨，而且逐渐摆脱了传统诗歌中直白、简单、拖沓、反复等种种弊端。诗歌创作的手法、技巧逐步得到更新和提高，结构主义、意识流、朦胧派、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方法得到普遍运用。抒情性的加强，诗歌结构的复杂化，表现手法的多样化都可以从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新疆民族小说创作迎来了丰收，其对农村、工业、都市生活、爱情、改革、文革、妇女、历史等题材都有所反映。各民族作家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尝试阶段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世纪70年代后，作家们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渴望更加迫切了。如果我们把1976年发表的《克孜勒山的勇士们》视为维吾尔族长篇小说创作断层上的一个很脆弱的衔接点的话，那么祖尔东·萨比尔的长篇小说《探索》的发表可以被视作是新疆民族文学的一大突破。不仅是文学评论家，甚至一般读者都在街头巷尾忍不住对作品主人公进行一番品评。“埃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热克夫到底是谁？”等等。这无疑是这部小说艺术水平的最好证明。此后《难忘的足迹》、《足迹》、《伊犁河之波》等一系列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问世，成为维吾尔族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此，长期以来遭到禁锢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终得突破，势不可挡。1979年，继贾克甫·米尔扎罕创作的哈萨克族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由朱玛拜·比拉勒创作的《山中轶事》、乌拉孜汗·阿赫迈提创作的《变换了的土地》等长篇小说以及蒙古族作家奥其尔创作的《绿色的原野》等，可代表上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到一些具体数字上便会得到这样一些信息：自治区成立50年来，用维吾尔文字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超过150部，其中历史题材的小说占60部。维吾尔文出版的作品集相对较多，要完全统计出它们的数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专集的数量如下：哈萨克族文学从1979年以来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共计约60部，多人诗集或个人诗集共300余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约200部。柯尔克孜族文学中出版长篇小说共7部，诗集共85部，中短篇小说集40部。蒙古族文学中出版长篇小说6部，诗集80部，中短篇小说集共35部。锡伯族文学中长篇小说4部，诗集12部，中短篇小说集18部。当然，这还不包括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单独作品。我们在2000年完成的一个课题中通过对《塔里木》创办发行至今所刊发的478期，《曙光》所发行的444期刊物所发表的诗歌进行统计后发现，《塔里木》总共发表诗歌1.8万首，《曙光》则发表的诗歌1.6万首。如果我们将同期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诗歌进行汇总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宝库中保存着至少10万首诗歌遗产。
在这50年中，散文创作也得以稳步发展。抒情和叙事，是其双重特点。其中，抒情性散文依然占据重点，这也是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特色之一。维吾尔族散文的奠基者之一阿卜杜热依木·吾提库尔以《诗与诗人》、《玉石赞》等散文促进了维吾尔族的散文创作。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像阿合买提·伊明那样坚持创作，以《心愿》那样的作品赢得读者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散文家。与散文创作相关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文学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作品通过对现实事物和真实人物的描述和艺术再现，创作出了很多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著名作家在国内外的游记、工农业生产、社会工作、科学技术、体育、教育系统中的先进人物的事迹的报道也有逐年增多之势，而且艺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虽然新疆文学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已拥有了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学绿洲，但新疆的文学创作还未能进入全国一流水平的作家行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作家还没有出现。文学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形象模糊不定，模式化的文学创作方法依然没有完全被打破，作家们还没能完全自由地畅游在文学的海洋之中。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交融，对民族意识和道德、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对于文学影响力尤其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新疆民族文学应首先关注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家的责任与时代的需要，文学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抓紧解决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理论结构体系构建，建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理性对待全球化过程对地区、民族文化和文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何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发展民族文学的同时，如何开创一个既开放，又能够不断地从优秀传统中吸取营养，并且不断创新的文学批判体系。解决上述问题，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疆文学界还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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