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宗教信仰
一、祖先崇拜白族家家户户都在堂屋的楼上设有祭祖灵台，供奉历代祖先牌位。大姓家族还建有宗祠。每逢年节都要供奉酒肉饭菜，烧香磕头祭祀。清明节要上坟祭祖扫墓。最隆重的祭祖节日是农历七月，从初一开始接祖回家，每日早晚吃饭前用饭菜供祭祖先，到十四日做酒席大祭，用黄、白色的锡箔纸、草纸等做成冥钱，装在纸袋内，上写某某祖先收的字样，焚烧祭祀，称为烧包。十五日家族阖族到宗祠举办盛大酒席，隆重祭祀列祖列宗，并给历代祖先烧包。
勒墨人的祭祖主要在农历年初一（白族古历的龙日）。过年祭祖，全家人都要到齐，外出的人也必须赶回家，若人不齐就不祭。这天早上鸡叫三遍就开始祭祖，首先要在房内插一棵松枝，这棵松枝叫祖先树，代表祭祖台。祭祀必须由“朵兮博”主持，“朵兮博”主持祭完一家又去一家，一直到全村都祭完为止。祭品是米饭和酒肉。祭祀开始，“朵兮博”要喊这家所有去世祖先的名字，然后说，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摆了新饭新酒新肉，请你们回来吃，请你们保佑家里清吉平安，年年丰收，人畜两旺之类的祈祷词。那马人的祭祖基本与民家人相同，还要在腊月三十日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二、本主崇拜
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本主又叫本主神，白族语称为“武增”，又多称“老谷”（男性始祖）、“老太”（女性始祖），各地还有“武增尼”、“增尼”、“东波”等，这些称呼有主人和祖先的含义，但并不是单纯的祖先崇拜。从白族人意识中所认定的本主的社会功能来看，本主就是村社保护神，是掌管本地区、本村寨居民的生死祸福之神。白族人民认为本主能护国佑民，保佑人们清吉平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本主崇拜在白族当中根深蒂固，影响极为深远。除白族支系勒墨人不信仰本主外，其他地方的白族都崇拜本主。在白族地区，每个大一点的村寨几乎都建有本主庙（也有几个村子共建一个本主庙的），庙内供奉泥塑或木雕的本主神像。各村本主之间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部属等关系，甚至有冤仇关系。据１９９０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各县市统战、宗教、民族、政协等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全州境内共有本主庙９８６座，分布在全州各县市的白族村寨。其他白族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本主庙。
（一）本主崇拜的产生和发展
本主崇拜起源于什么？何时产生？目前虽然尚无定论，但经过近年来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大体一致的基本看法。据《白族简史》说：一般认为，本主崇拜可能源于对原始社会社神的崇拜。据杨政业著《白族本主文化》说：“它是一种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以村社的水系为纽带的民间宗教文化。本主崇拜的核心，是祈雨水、求生殖和丰收。这应当是本主文化的源头。”从本主崇拜中保存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这些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大量遗迹来看，可以判定本主崇拜最早的起源时间应是原始社会；从本主是村社保护神的性质和祭祀本主当中的社祭遗风来看，本主崇拜与原始社会的社神崇拜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从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本主庙会活动中不同程度保存下来的祈雨、求丰收、求生殖的内容来看，表明本主崇拜与古代白族先民的农耕祭典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本主崇拜源于原始社会的社神崇拜和农耕祭祀，这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但原始社会的社神崇拜和农耕祭祀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并非就是本主崇拜，而是以此为源头，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人为宗教性质的本主崇拜，形成的具体时间大约是在南诏时期。据倪辂本《南诏野史》记载：“蒙氏（细奴罗）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本）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有人认为这是白族本主崇拜的雏形。又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贞元十九年（公元８０３年），王（异牟寻）封云南金马、碧鸡二山之神为景帝。”南诏时期开凿的剑川石钟山石窟中就有命名为“全家福”的本主造像。公元７９４年，南诏王异牟寻和唐王朝使节崔佐时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苍山会盟”，就是在苍山神祠（现今苍山本主庙）进行的。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书也记载有许多本主庙（或记为土主庙）为南诏蒙氏时期所建。从白族本主封号多称“景帝”、“皇帝”、“灵帝”，以及因征战离开云南，在宋末元初就与云南白族隔断了联系而落籍湖南桑植县的白族至今仍然笃信本主的情况来看，白族的本主崇拜在南诏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的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以后又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本主数量不断增加，文化内容不断丰富，才形成今天这样的本主崇拜格局。
（二）本主的类型与本主崇拜的性质
本主崇拜是一种多神崇拜，各地或多村寨本主庙内都塑有自己的本主神，尚未形成世界三大宗教那样的凌驾于众神之上的至上神。为数众多的本主神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自然本主如石头、树疙瘩、猴子、水牛、白骆驼等；
神灵本主如山神、谷神、猎神、龙王、太阳神等；
英雄本主如杜朝选、段赤城、白洁夫人等；
民间人物本主如大理南门本主、鹤庆城关镇本主张老人、洱源凤羽镇本主李文景等；
帝王将相及祖先本主如南诏、大理国王及高级将领细奴逻、阁罗凤、世隆、杨干贞、赵善政、段宗牓、段思平、张乐进求等；
外族人本主如郑回、杜光庭、李宓、傅友德、王骥等；佛教与道教神祗本主如观音老祖、大黑天神、文昌、关羽、李靖等。
从本主庙所供奉的神像来讲，也可以看出本主崇拜是一种以本主为中心的多神崇拜。所有本主庙都塑有数量不等的若干尊神像，尤其是大一点的本主庙，除在大殿塑有主神本主神像外，还在本主的左右、大殿内和偏殿塑有本主夫人、父母、子孙、侍从、判官、财神、子孙娘娘、六畜神王、痘二哥哥、神马等等。
从以上对本主神的大体分类与一般本主庙供奉神像的复杂性可以看出，本主崇拜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以本主为中心的多神崇拜。任何本主庙都以本主为主要崇拜对象，其他配神为次要崇拜对象，各种配神有其独有的宗教功能，如子孙娘娘送子嗣，财神管发财致富，山神土地司力物生长，龙王司雨，五谷神王管粮食收成，六畜神王管六畜成长，六部判官管人间善恶，痘神司出水痘等疾病，十殿十王管人死后的归宿等等。他们的神力是对本主神力的有效补充，两者神力相结合，起到了保佑白族人民物质生产生活正常进行与精神需求的作用。体现了白族对崇拜对象世俗需求的功利目的。
二是本主崇拜中虽残留有原始宗教的因素，但就其主要崇拜对象来讲，主要是祖先崇拜和对人民做过好事，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人物，或是其道德情操受到人民敬仰的人物的崇拜。绝大多数本主都有被尊奉为本主的生动传说，即使是属于自然崇拜的本主，或是佛教、道教神本主，在民间传说中也多有为人民做过好事，保佑过人们的事迹，说不清楚其事迹来源的本主为数极少。
从本主崇拜的性质来看，应该是一种人为宗教。本主崇拜中保留的原始宗教因素说明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宗教，但并不能由此来判定本主崇拜的性质，因为原来的原始宗教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到可以称为本主崇拜的时候，其性质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不能再称为原始宗教。本主崇拜虽然没有其他人为宗教所具有的创始人，严格的宗教组织，系统的教义，神学理论经典和道德规范，以及祭仪制度等，但已具备了人为宗教的基本特征和一般宗教组织的雏形。其表现首先是本民族对本主的崇拜几乎是全民性的，不信的人很少。第二，每个本主都有固定的庙宇，供奉着本主神像。本主庙自成院落，高大辉煌，一般都是村中的雄伟建筑，这一点几乎与佛寺、道观、教堂无异。第三，本主庙有专人或专门组织管理，领导组织公共祭祀活动。第四，除个人日常祭祀外，每年都有两次按一套固定仪式祭祀本主的庙会，一次是春节期间迎送本主，一次是庆祝本主诞辰或忌日。第五，本主崇拜虽然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统一的神学理论经典，但也有类似其他人为宗教那样的祭祀礼仪和《本主经》，如人们在祭祀本主时，除了烧香、磕头、上供品外，还要上祈福消灾等方面的表文，有的还要上本主诰、谢本主疏、念本主祭文与《本主经》，这些上给本主的表文、浩、疏、祭文、经等等，有的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固定的格式，有人用黄色纸油印后出售，有的是根据各人祈求的目的即兴祈祷。此外，还有一套清规戒律和道德规范，主要是人们对本主神必须毕恭毕敬，要求人们忠于国家，孝敬父母长辈，尊老爱幼，热爱乡里，勤俭劳动，不干坏事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本主的保佑。本主崇拜中的这些内容与形式显然已区别于原始宗教，也区别于封建迷信，应该是一种白族的人为宗教。
（三）佛、道、巫教对本主崇拜的影响
本主崇拜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佛教、道教和巫教的很大影响，尤其是道教与巫教的影响最为强烈。白族复杂的本主神系与道教的庞大神团系统相似。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把忠烈之士纳入道教神系，本主神系的发展也是这样。道教神常冠以“帝”、“君”等封号，本主的封号也多称“皇帝”、“景帝”等，这显然是一种道教封号的变化。道教神像往往手执宝剑，胸佩明镜，神奇威猛，白族许多神像也与道教神像相同。道教正一派允许结婚生子，饮酒食荤，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这与本主崇拜祈福免灾，追求国泰民安和现世幸福，信徒家居，敬神用血食等也有共通之处。此处，由民间道教组织发展演变而来，由中老年男子组成的洞经会，也崇信本主，一些村子的本主庙会常由洞经会主持，并在庙会期间弹奏洞经音乐。
巫教的巫师除了跳神祭鬼、主持重大盟誓外，也是白族祭祀本主活动中的重要角色，旧时本主庙会与重大祭祀活动通常由巫师主持、带领或扮演主要角色，本主神本身也是巫师所崇拜的神祗，巫师既能代替本主向群众传达旨意，又能代替群众回答本主的话，是神与人之间联系的中介。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白族的本主崇拜首先是对巫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佛教对本主崇拜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佛教神祗加入到本主神当中，并在寺庙建筑、神像雕塑、祀神形式、求签等方面吸取佛教文化的有用成分；另一方面表现为佛、道、巫、本主合流。白族地区普遍存在着“拜佛会”、“莲池会”等民间宗教组织，主要由中老年妇女和少量中老年男子所组成。这些人为数极多，涉及多数家庭，他们不分教派，见泥菩萨（含佛、道、本主神像）就拜，儒、道、释、巫、本主全信。在他们所信奉的神祗中有孔子、孟子、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释加牟尼、观音老母（又称观音大士）、各种本主神，以及太阳、月亮、天公、地母、山神、土地、龙王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凡遇各种神祗的诞辰，或是各种庙会，都前去庆祝，烧香、念经、上供品祭祀。这些人不仅是本主崇拜的社会基础，也是其他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三、佛 教
（一）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年代与路线
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年代与路线，历来众说纷纭。最近的考古与研究发现佛教最早由南路传入中国，而并非是以往公认的由西域而东的北路，这条南路就是滇缅古道，西汉张骞称之为“蜀身毒道”。白族先民聚居的古永昌郡（今云南大理、保山等地）正处滇缅古道要冲，是我国佛教传入的最早地区之一。据考古发现，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已有佛教。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云南大理制药厂技改工地在施工中发现一座东汉熹平年间的砖石墓，出土文物中有与佛教有关的状为欧罗巴人种的７尊吹箫陶胡俑和两朵含苞欲放状的陶莲花。考古专家认为，印度胡俑在中国人的墓葬中出现，与宗教灵魂观念有关，莲花是佛教象征物，象征死后灵魂早升天界。把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这７件印度胡俑为佛教僧人无疑。此７件陶俑可名为“吹箫胡僧”，这些形象在墓葬中大量出现，或表明当时僧人以奏乐形式“超度亡灵”。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汉武帝之前云南与印度、缅甸的交通就已开通，汉晋时期云南有缅甸、印度侨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傈越、身毒之民就是缅甸、印度人。与佛教有关的出土文物应当是这些印度人传人佛教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徒早期礼拜的释迦牟尼象征物堵坡塔，大理地区也曾建造过，虽早已倾颓，但在其废墟残砖上却保存了这种塔的图案。在南诏、大理国石窟中，也有这种塔的单独雕像。大理三塔出土的７７件塔模中，宰堵坡塔模竟占总数的１／２强。这种早期塔模在大理出土，说明白族信仰佛教在南诏之前就有了比较悠久的历史。但从唐初以前的文献多记夷人尚鬼，而没有佛教信仰记载的情况来看，南诏以前白族的宗教信仰仍以巫鬼教为主，佛教尚未取得主导地位。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
南诏统一云南后，与中国内地和邻国的交往日益扩大。这时内地的佛教已广泛传播，西藏地区也有佛教，东南亚邻国佛教兴盛，佛教各教派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人南诏，经过与巫鬼教的斗争，最后取得主导地位，成了南诏统治者与白族信奉的主要宗教。
《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南诏王细奴罗在观音的点化下立国。并说：“大封（古无轻唇音，封即‘白’）民国圣（佛）教兴行，其来有上（白语意为‘三’），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而异。”这清楚地表明，佛教传人大理白族地区的路线为印度、西藏、中原三条，到南诏后期王奉宗、张顺绘《南诏图传》并撰文字卷时，佛教已传若干代了。云南地近印度，这是印度佛教传人南诏的最有利条件。据云南地方志书记载，先后到南诏传播佛教的著名天竺僧人有菩把巴坡、禅陀子、普立陀诃、赞陀崛多，罗逻倚、白须师、摩迦陀等等。今大理州境内还留存着相当多的石雕及木刻天竺僧人像，民间传说故事有许多天竺僧人的事迹。
李京《云南志略》载：南诏第三代君主晟罗皮“开元二年（公元７１４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这是目前所见汉文献记载中原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最早时间。南诏中后期，由于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战争等原因，中原佛教进一步传入白族地区。《册府元龟》记南诏入蜀“得僧道工匠四千余人”。新、旧《唐书》载唐西川节度使高骈派遣蜀僧景仙出使南田。著名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西安小雁塔相似，表明了南诏与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
西藏佛教是如何传入南诏的呢？云南与西藏是近邻，南沼王阁罗凤、异牟寻曾一度归附吐蕃，许多印度僧人都是经过西藏到云南传教的。南诏王与吐蕃赞普都视观音为保护神，西藏有为镇压罗刹而建大昭寺的传说，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认为，白族观音服罗刹的传说是由西藏转化过来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有一些受到西藏密宗影响的佛像。虽然西藏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记载比较缺乏，但从以上所述和《南诏图传•文字卷》明确说佛教有来自吐蕃一路，这些都表明白族佛教明显地受到藏族佛教的影响。
由于白族佛教是多路传入的，因而白族佛教的构成比较复杂。根据文献资料，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所信佛教有密宗阿叱力教、禅宗和华严宗，以阿叱力教为主。《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说：“唐宋间传至云南之佛法当不止一宗派，而以阿叱力教为盛，阿叱力者，瑜伽密宗也，蒙段时期此宗最盛。”
密宗在南诏大理国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诏政权的统一，需要找一种比原信巫鬼教更为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来南诏传播佛教的又多系密教徒；同时，密教的诵咒、结印、祈祷的修行方式和重视祭祀等又颇与白族巫鬼教的诵咒行法、重视祭祀等有相通之处，很容易为白族群众所接受。加上密教僧人功行艰苦，深入民间，长于拓殖，为地方勘察水源、治理水患、开辟田原等方面作过贡献；在对外战争中，又往往以施行法术助战等鼓舞士气，因此，受到南诏统治者的欢迎与支持，从而不断发展和兴盛。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和官僚大姓俱皈依佛教。劝龙晟时，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佛顶寺。劝佑丰时佛教大盛，据《南诏野史》载：“开元元年（公元７１３年），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这一时期还建罗次寺、东寺塔、西寺塔、妙应寺塔，造永昌卧佛。据《白古通记浅述》记载：“段崇榜助缅，缅酬金佛归；丰枯母出家，法名惠海；以其妹嫁给僧人赞陀崛多。到隆舜时，陷于内外危机的统治者更乞求于佛教，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
大长和国郑买嗣篡位后，建普明寺，铸佛一万尊，为杀蒙氏八百人送寺祈福。大宁义国王杨于贞兵败后被废为僧。大理国王段思平也是“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段氏大理国王共传２２主，其中７主禅位为僧，１主被废为僧。南诏、大理国王多封僧人为国师，僧人社会地位显赫，参与政事。大理国的官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李京《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记载：“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这不仅说明阿叱力教在大理政权中的地位和势力，而且表明了阿叱力教对白族社会的深刻影响。
禅宗和华严宗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也有一定的传播。禅宗传入云南的年代争论较多，方国瑜认为：“李贤者买顺，传禅宗于大理，兴寺，建塔，在南诏成王时也。”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绘有禅宗六祖像，有题名，分列为达么、祖慧、僧璨、道信、宏忍、慧能大师。元以后的地方志书上也有禅宗僧人在南诏大理时期活动情况的记载。
华严宗以毗卢遮即佛为主像，文殊、普贤为胁侍，合称“华严三圣”。剑川石钟山第四窟即雕有“华严三圣”的佛像。１９７８年维修崇圣寺千寻塔时，在塔顶发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题款的经卷残片。华严宗主“法界圆融”之说，而千寻塔据传原有“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八字。《张胜温梵像卷》亦称为“法界源流图，均与华严宗有关”。大理凤仪北荡天法藏寺发现的南诏大理写本佛经中，有唐释澄观撰写的《大方广华严经疏》。从而表明华严宗是南诏大理国佛教的一个教派。
（三）元以后白族佛教信仰的演变
元以后禅宗进一步传入云南，其修行方式简易速成，采用 “理入”和“行入”的简单方法，只要信仰坚定虔诚，人人皆能成佛，很适应一般群众的信仰需要，加上统治阶级的支持，高僧辈出，因而便很快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就成了云南佛教的主要宗派。明代，仅鸡足山就建有８大寺和１０多个小寺，到清代；鸡足山已发展成为以祝圣寺为中心的３６寺７２庵，常住僧尼５０００多人，成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佛教圣地之一。阿叱力教则由于僧人带头起义反抗元、明王朝的统治，而失去统治者的支持，朱元璋在消灭云南段氏残余势力以后曾下令不许传播密教，使密教，势力大为削弱。但因“土俗奉之，视为土教”，所以还在府州县衙设有阿叱力僧纲司加以管理。到清代康熙时，阿叱力教被认为“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把阿叱力僧纲司从政府官职中取消，阿叱力教更加削弱。清咸同年间，因经多年兵乱，多数寺院被毁，僧侣四处逃散，佛教受到极大打击和削弱。阿叱力教僧侣多数不出家住寺，信徒主要是农村群众因而在农村仍有势力，但他们的活动已有很大改变。例如剑川县在解放前几乎每个较大的村镇就有一家阿叱力，他们平时务农，念经成了他们的一项家庭副业。为人家禳灾祈福，驱邪治鬼，送丧做会，得一定报酬，已经没有多少佛教气味了。他们的佛教活动主要是充当遍及城乡各地的“拜佛会”、“莲池会”等民间宗教组织的“经师”，在宗教活动时带领这些组织的成员诵经。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信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宗教活动转人地下。“文革”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佛教信仰得到尊重，许多重要佛寺得到修葺。据不完全统计，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共有佛寺５９６余座，各族僧尼近２００人，佛教信徒２３万余人。儒、释、道、巫、本主全信的“拜佛会”、“莲池会”等组织及其活动则空前兴盛，涉及人数众多，经师（白语称“节摩”）主要由会带头念经，有一定的组织号召能力者担任。每逢节日庙会他们都去庆祝、念经烧香，老斋奶们手持木鱼、小铃、口诵拜佛曲，节奏和谐，曲调整齐动听；场面之盛，蔚为壮观。可见，这种变形了的佛教至今仍在白族民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四、道 教
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叶，传入云南的时间难以确定。有人认为，顺帝年间（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陵设二十四治，“每治立仙官、阴官及祭酒之曹，分统之。”其中蒙秦治设在滇东北和滇西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分布着彝、白、纳西等民族，由此可以推演出五斗米道在当时已传人白族地区。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一些奉道之民避乱进入云南，使爨文化受到道教的影响。立于公元４５８年的《爨龙颜碑》载：“阳九运否，蝉蜕河东消遥中原。”即道教思想阴阳相推，九宫八卦，羽化消遥的反映。
到了唐代，李氏皇室自称为老子后裔，奉行崇道政策，将道列为三教之首，道教进人隆盛时期。道教通过南诏与唐朝的交往在云南日益扩大。立于南诏初期的《德化碑》一开头就从道家阴阳有序的观念出发，论述南诏立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碑文不仅明确写道“阐三教，宾四门”，而且充满道家哲学的词句，如：“运阴阳而生万物”，“道治则中外宁”，“我赞普钟南国大诏，性业合道”等等。这充分说明，道教在南诏前期流传与影响已相当深远。樊绰《云南志》记载，贞元十午（公元７９４年），南诏王异牟寻与唐西川节度判官崔佐时在大理点苍山神祠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苍山会盟”。誓文说：“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这次会盟采用天师道以三官为中心信仰的仪式加上南诏前期佛教信仰记载缺乏，因而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道教是南诏前期的一种主要宗教信仰。南诏后期，佛教占了主导地位，据《南诏野史》记载，南诏王劝丰枯崇佛废道，道教受到排挤，但因信仰久远，并末被消灭。万历《云南通志寺观》说：“老氏登山，佛氏正果。”说明佛道并存。明代艾自修纂《重修邓川州志•风俗》说：“府志谓：正法［非］左道。而密僧叱龙救旱；道士驱雷逐疫，皆有天功。若二月八日迎佛，四月八日浴佛，九月朔至九日拜斗，皆自唐以来。”说的是佛教和道教的活动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
明清时期，白族地区普遍建有城隍庙、老君殿、关圣庙、文昌柯、王皇阁、三官庙、斗姥阁等各种道观庙宇。府州县衙设有，道纪司、道会司等道教管理机构。
到了近代，据《大理县志稿》说：“境内道教有消虚、火居二种。”清虚道出家；火居道从俗，与常人无异，只是有人请时持法器诵经，为人忏悔攘祷，赚点钱养家。据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的调查，白族聚居的云龙县共有道观１６座，大理一带做道场仍很流行，正月十六日“送龙船”是最隆重的道教“打滑醮”活动，要做道场３天。从民间信仰来看，许多白族人家中或供奉太上老君和观音像，或贴挂“天地君亲师位”。农历大年初一，头一件事便是“请天地”，到龙潭水井处“清水”。农历六月朔日至六日礼南斗，农历九月朔日至十九日朝北斗。人死或建房多请火居道士做斋诵经。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拜佛会等多在玉皇、老君、文昌、关圣等道教神祗诞辰，做会庆祝。
现在白族地区只剩过去遗留下来的少量道观，清虚派道土基本见不到了，火居道土人数也很少，道教信仰除在洞经会、拜佛会的活动中有一定保留外，逐步融合到民俗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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